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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他总是尽可能忽略他讨厌的雷蒙德·庞加莱。

在漫长的一生中，克雷孟梭坚持自我，不可战胜。他的敌人声称他歪斜的眼睛和残忍的性格是匈奴人遗传的。他于1841年出生在法国某地一个小绅士家庭，该地区环境优美，却有暴力历史。总的来说，这里的人总是站错立场；在天主教胜出的宗教战争中，他们是新教；法国革命中，他们是天主教徒和保皇派，克雷孟梭一家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共和党，激进而且坚决反对教士。克雷孟梭觉得小市民都是傻瓜，但他经常回到家族阴暗的庄园宅邸，这里是石板地面，壕沟环绕，陈设简朴。

和父亲一样，他学医出身，也和父亲一样，他从不看病。对他来说，学习始终是位于写作、政治活动和恋爱之后的。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被吸引到激进的知识分子、记者和艺术家云集的巴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共和党人向往的自由之地美国呆了很长时间。旅行练就了他流利的英语，偶尔还说几句混合了北方佬拖长调以及法国卷舌音的过时的纽约俚语。在一所女子学校教授法语时，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孩玛丽·普拉莫。她可爱单纯，非常传统保守并最终成为他的妻子。他带她回到法国，并让她与父母及在旺代的单身姨妈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婚姻并不持久，但玛丽·普拉莫一直住在巴黎，靠带美国游客参观博物馆补贴微薄的养老金。分手后，她几乎没有再见过克雷孟梭，但却虔诚地收集有关他的剪报，不幸的是，她看不懂，因为她从未学过法语。1917年她去世后，克雷孟梭不无遗憾地说：“她嫁给我真是个悲剧！”

克雷孟梭家族抚养了他们的3个孩子。他没有再婚，宁愿独自走完一生。当然，他有女朋友和情人。他肯定地说：“我一生从来不用求女人。”1919年，他略带自嘲地抱怨说，当他年老体衰，已无能为力时，女人们却纷纷自己送上门来。

他热爱法国和政治。1870年，随着拿破仑第三帝国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兴起，参与公众生活的大门向他和其他一些激进的政治家敞开着。克雷孟梭自称是个头脑敏锐、充满智慧的演说家和坚决的反对者。例如，与老朋友艾米莉·左拉一道，他帮助重新展开有关处理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事件的讨论。但即使在左翼，也没有人信任他。他生活中可疑的金融家太多了，从声名狼藉的女人到讨债的债主。抨击权威时，他毫不留情，并准备为胜利而不择手段。一个了解他的人说：“他来自狼窝。”他的对手觉得他像大仲马小说中的人物。克雷孟梭对世俗常规的蔑视以及强烈的愤世嫉俗对他并不利。劳合·乔治曾这样评价他：“他热爱法国，却痛恨所有法国人。”直到1906年，60多岁的他才成为政府大臣。

他的密友看到的是另一面。克雷孟梭对朋友忠心耿耿，朋友们对他也很忠实。他善良友好而且也舍得花时间和金钱。他喜欢他的花园，虽然据一位参观过的人说：“整个花园就是各种种子乱撒一通。”他拥有一处乡村别墅，靠近吉维尼（莫奈故居所在地——译注）和克劳德·莫奈，他非常好的朋友。在巴黎，他经常顺路去参观那伟大的画作——《睡莲》，“每次进那个房间，我都因它们的美丽而窒息。”但他不能忍受雷诺阿的绘画：“他足以让你永远对爱反感，不应该让他画这些少女的屁股。”

克雷孟梭异常勇敢也很固执。1914年，德军开始攻占巴黎，法国国会讨论要撤离。克雷孟梭说：“对，我们离前线太远了。”1917年，西线法军全线溃败并谣传国内失陷，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胜利之父克雷孟梭最终重新振作。作为总理，他团结法国上下并最终取得胜利。1918年春，德军最后一次大举进攻巴黎，克雷孟梭明确表示决不投降。如果德军占领了巴黎，他打算留到最后一刻，然后乘飞机逃离。当听说德军同意停战协定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双手抱头而泣。11月11日晚，他与他最疼爱的妹妹索菲漫步巴黎。当看到人群把缴获的德国枪支砸成碎片时，他说：“战争胜利了，把这些给孩子们玩吧。但现在我们要赢得和平，或许这会更困难。”

在所有强国中，法国在对德和约中风险最大。英国基本上得到了想要的，德国舰队和主要殖民地已经牢牢在握，而且美国与德国也被大西洋远远隔开。法国不光遭受的苦难最多，需要担心的事情也最多。无论如何，德国还是位于其东部边境，世上的德国人还是比法国人多。甚至1919年在法国销售的刻有“福煦”和“战争胜利”字样的小折刀也是在德国生产的。法国渴望报仇和赔偿，但更需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