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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如坐针毡,听牧野总结日本的情况(顾维钧声称威尔逊事后对他说他被这个演讲完全扰乱了)。第二天早上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回应。虽然起初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却在演讲中猛烈地攻击了日本,其间不时引用国际法和拉丁语。他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年和1918年签订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中国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所有权的问题都必须由和会解决。
顾维钧接着说,中国感激日本把它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虽然感激,但是中国代表认为,如果他们不对靠出卖国人的天赋之权来表示感谢这种方式加以反对,并因此埋下未来混乱不和的种子,他们就亵渎了对中国和世界的职责。”国家自决以及领土完整等威尔逊的原则迫使各国把山东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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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5)
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是中国人的圣地”。而且,让山东落入外国统治就像“在中国的心脏插了一把尖刀”。滑稽的是,日本军方正是这么认为的;东京的作战大臣对政府说,从山东沿海伸向内陆的铁路是把日本的影响输送到亚洲腹地的“动脉”。加拿大的博登称中国的发言非常“有力”;兰辛认为顾维钧压倒了日本人;克雷孟梭私下里对顾维钧热情洋溢的称赞在当晚就众所周知了。仅从雄辩的角度来看,很明显中国人赢了。
不幸的是,1月,山东问题没有解决,必须等到4月对德和约的最终条款确定之后。那时,调停人要处理成百上千个决定,在这个上做出一点让步,在另一个上坚定不移,试图满足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以使协约国全体通过对德和约。中国人及其希望对决策微不足道。威尔逊被迫陷入他所讨厌的讨价还价之中,以自己的原则为代价换得日本对国联盟约的认可。如果国联是世界最好的希望,那么牺牲中国的一小部分领土或许是值得的。
做出决定之前,中日代表团都很繁忙。双方都在新国际关系中通过公开演讲和采访抓住了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巴黎的日本代表团拥有高效的信息部,但许多旁观者看好中国,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要求建立在自决原则的基础上,更符合当时的情绪。2月前半个月,公众对是否公开中日秘密协议分歧很大。当克雷孟梭及其他领导提议把该文件递交和会时,日本代表团非常震惊。顾维钧看到了一个使日本为难的机会,就立即同意并发电报要求政府提供副本。在北京,日本大使严厉劝说中国政府不要在日本不同意的情况下公开任何文件。这个消息泄露到媒体,不但刺激了公众的反应,还可能加深了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
中国代表宴请了专家和外国记者,陆征祥还请求政府给法国和比利时捐款以重建凡尔登和叶普斯的学校。但在幕后,日本人做得更好:在与劳合·乔治、鲍尔弗和克雷孟梭及其外交部长毕勋的私人会谈中,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保证。虽然不奢望美国政府支持,但他们与豪斯举行了热烈的会谈。正如日本解释说,中国人试图违背诺言。帮助日本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它愿意不再坚持种族平等条款。
4月21日,意大利人退出和会之前,牧野和真达拜访了威尔逊和兰辛,告诉他们日本希望中日纠纷在对德和约完成之前解决。他们警告说,如果不这样,民众将有强烈的怨恨情绪。威尔逊当天下午与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协商,原本希望推迟山东问题的三位领导发现他们必须向日本让步。正如四人会议秘书汉克说:“在递交对德和约前,意大利代表团就退出了,这已经很糟了,如果日本也退出的话,剩下的三国将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兰辛抱怨说巴黎的状态是:“自私的物质主义,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然后问道:“美国的理想主义必须屈服于这个旧时代的恶魔吗?”然而,人们很难不对调停者产生同情,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开始处理山东问题时,他们都非常紧张。
4月22日早上,牧野再次向四人会议陈述了日本的要求。他还制订出了相关条款的草案以纳入对德和约。威尔逊请求日本人考虑亚洲和世界的长远利益,各国应该少为自己考虑,多多互相体谅,毕竟这是国联的宗旨。如果日本执意要求在中国的权利,就会使中国怀恨在心,对谁都不信任。那样的话,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中国到处群情激愤,局势一触即发,稍不小心后果就不堪设想。”日本代表礼貌地听着,但提醒在座的各位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能在和约上签字。
当天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日本代表决定他们不想和不可战胜的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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