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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和它的盟国一样，它只得到它想要的东西的一小部分。

四人会议（3）

然而，有一次比利时人在巴黎显露了谈判技巧。他们声称不在和约上签字的威胁来得恰是时候。当时意大利退出和会，日本的要求遭遇严重危机，德国代表也在那天抵达，但条款还未最后敲定。更令人担忧的是，混乱的和会能让他们签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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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退出（1）

4月20日，比利时最后通牒发出前九天，弗朗西丝·史蒂文森站在劳合·乔治位于尼托特大街的公寓的窗前向威尔逊的房间张望，看四人会议紧急会议是否还在继续。那天是复活节，春光明媚，劳合·乔治答应她一起去野炊。“突然，奥兰多出现在窗前，趴在栏杆上，双手抱头。他看起来像在哭，但我觉得不可能，直到我看见他拿出手绢擦眼睛和脸颊才敢确信。”站在她旁边的劳合·乔治的贴身男仆大叫：“他们对这个可怜的老人做了什么？”屋里，克雷孟梭冷冷地观望。那个英国人被吓呆了；汉克说如果是他儿子，他一定会因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出丑而打他。只有威尔逊走过去安慰意大利总理，鉴于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仇恨，这的确是慷慨之举。

和会最严重的争端刚刚到达敏感期，发生的时间再糟糕不过了。由于德国代表即将抵达巴黎，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调停人的团结一致非常重要。虽然，意大利在和会的要求涉及三个方面——非洲、中东和欧洲——但真正引起问题的是亚得里亚海地区，尤其是阜姆港口。争吵既关乎领土也关乎原则，因为意大利人希望得到旧原则许诺他们的一切，但美国人坚决主张用新原则。同时，还有威尔逊和意大利人性格方面的冲突，尤其是和其外交部长桑理诺。正如美国人轻蔑地说，这是关于和谈究竟是分赃还是基于民族因素划分国界的问题。威尔逊根据原则选择了立场，因为意大利的要求已经在英法秘密签订的《伦敦条约》（他很厌恶该条约）下得到了满足，而该地区的居民也主要是斯拉夫人（违背自决原则）。

奥兰多希望避免正面对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威尔逊不仅仅是普通的政治家，1918年的世界和1914年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奥兰多是黑暗的意大利政界的产物，他能上台完全是由于交易、猫腻和赞助人的帮助。他是西西里岛人，律师出身，认为所有困难都可以用正确的言语解决。他对祖国和家庭引以为豪，在巴黎时，他对同桌的美国人吹嘘他在31个月内创造了三个孩子，不可能再快了。尼科尔森有偏见地认为他“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但当意大利面临挫折失败时，他却使它紧密团结在一起。

战前，意大利社会已经明显分化：北部是繁荣的工业区，南部是传统的农业区，而战争使形势更加紧张。19世纪60年代发下的统一的伟大誓言还没有实现。意大利经济增长缓慢，对外国事务的干涉使它窘迫不堪，并且因1896年在阿杜瓦之战中被埃塞俄比亚打败而备受羞辱。和德国一样，其政治体系也有很多敌人：不接受新政府的天主教堂，对在现存体系内改革已经绝望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渴望冲破腐败无聊的政界束缚的右翼民族主义者。

战争期间，强国中最穷的意大利只得超前消费。到1919年，它共欠盟国7亿英镑，战时通货膨胀比除俄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高。在抵抗奥匈帝国的前线，指挥不良、设备落后的意大利士兵在向阿尔卑斯山脉攀登途中死伤惨重。1917年，军队在卡波雷托溃败；为此意大利人责备将军以及国家体制。到1918年，50多万人丧生，重伤人数更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残缺的胜利”这个后来非常流行的词组已经开始出现在意大利，有关革命的讨论也随处可闻。

由于自由党人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不再支持政府，奥兰多不得不越发依靠右倾的民族主义者。他急需在巴黎赢得胜利或胜利的曙光。如果桑理诺及其保守党朋友坚持《伦敦条约》，他们就能得到；如果一些民族主义者想得到比许诺给意大利的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地区更多的领土，如阜姆，也是可能实现的。他甚至可以通过谈论对散居国外的意大利人（但不包括将受意大利统治的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施行威尔逊的自决原则而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奥兰多提出一个受民族主义者欢迎的方案，但却惹恼了盟国：“《伦敦条约》和阜姆。”当阜姆问题变得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而言关乎生死，对威尔逊也异常关键时，奥兰多和其他人一样惊讶不已。

意大利代表团另一个强悍人物桑理诺支持《伦敦条约》（毕竟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