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维也纳会议除了发表宣言谴责奴隶贸易，再也没有关注非欧洲世界，而巴黎和会则论及了从北极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从太平洋诸岛到所有大陆方方面面的问题。

维也纳会议在1789年法国革命掀起的剧变平息之后召开。到1815年，革命的影响已深入人心，但1919年时俄国革命爆发仅两年，其对世界的影响还不明显。西方领导人看到布尔什维克正从俄国渗出，威胁着他们的宗教、传统及维系社会的一切纽带。在德国和奥地利，战士和海员叛变，苏维埃工人和士兵已经在城镇夺权。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位于加拿大大草原的僻静的温尼伯都发生了大罢工。这些互不相干的革命火焰来自于地下的熊熊烈火吗？

1919年巴黎和会的和谈者认为他们在抢时间完成工作。和维也纳会议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必须重新划定欧洲地图，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得考虑亚洲、非洲和中东。“自决”是和会的格言，但却无助于在互相竞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做出选择。调停人员必须充当警察同时救济饥民。可能的话，他们还必须缔造新的国家秩序以杜绝世界大战再次发生。威尔逊许诺要采用新方法保护弱者，解决争端。这次大战是耗费巨大的愚蠢之举，但或许也有好的结果。当然，调停人员必须制订条约。毫无疑问，必须惩罚德国，因为是它发动了战争（或者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战败了？），并根据和平路线规划其未来，调整其边界，以在西部补偿法国，在东部补偿新兴国家。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也必须签订条约。奥匈帝国是个特殊问题，因为它已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微小的奥地利和摇摇欲坠的匈牙利，它们的大部分领土都划给了新兴国家。人们对和会抱有的期望越大，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调停人代表各自的国家，由于大部分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他们必须重视公众意见，提前考虑下一次选举，权衡满足或忽视其他国家重要意见的代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那种认为原有边界都悬而未决的想法非常普遍。巴黎和会为提出各种旧要求和新主张提供了机会。英国人和法国人私下就瓜分中东达成了一致，意大利人反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希望邻国强大。克雷孟梭对一位同僚抱怨说：“打仗比和谈容易多了。”

前言：1919年的巴黎（3）

调停人员在巴黎的几个月中硕果累累：签订对德和约，确立奥地利、匈牙利及保加利亚和平条约的基础。在中欧和中东重新划定国界。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许多工作成果并不持久。从和会召开至今，人们一直抱怨和会耗时太久，而且并不公正。有关1919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败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非常普遍。这样说其实高估了它们的影响力。

1919年，世界存在两种不协调的现实，一是在巴黎的调停者，另一个是普通的人民大众。诚然，调停人有陆军，有海军，但在铁路、公路及港口匮乏的地区，如小亚细亚内陆和高加索，调动军队既费时又耗力，而当时空军的力量还不足以弥补那个空缺。在欧洲中心，虽然铁路交通设施齐全，但由于秩序混乱不堪，即使有机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燃料依然不足。精明的英国将军亨利·威尔逊对劳合·乔治说：“辱骂指责这个或那个小国无济于事，罪恶的根源在于巴黎做出的决定不起作用。”

如今，美国和全世界都逐渐意识到，权力与意志密切相关：要得到权力，必须付出意志，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1919年，欧洲人的这种意志大大削弱了；大战使法国或英国或意大利领导人不能再命令其人民为权力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各国军队规模逐渐缩小，因此他们无法指望剩余的士兵和海员。各国的纳税人都希望终止耗资巨大的国外战争。只有美国尚有行动并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但它当时并未意识到而且也还不够强大。可以说，美国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风行之前失去了一次控制欧洲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权力的变化。1945年，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各国却大大削弱了。然而在1919年，美国与欧洲强国的国力相差无几，欧洲人可以也的确忽视了美国的意志。

军队、海军、铁路、经济、意识形态及历史对理解巴黎和会都至关重要。但个人因素也非常关键，因为报告最终是人写的，决定有人做出，军队的行动也受人命令。调停人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有个人喜好，这在要人之间——尤其是齐聚巴黎的克雷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