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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德鲁莽地决定进攻红海的亚喀巴湾港口,结果不但没取得成功,反而还激发了阿拉伯人歇斯底里的斗志,他们嘶声呐喊:“麦地那和麦加危在旦夕,天启和末日即将来临!”
不仅如此,这样的冲动行为还可能提升萨拉丁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对十字军国家构成更大的威胁。对所有东方的基督徒来说,雷纳德是“最背信弃义、最不讲道德的人,也是最危险、最邪恶的人……他违背誓言,甚至背叛他自己”。萨拉丁将发誓“会亲手杀了他”,同时代的一位穆斯林作家这样写道。
他很快就找到了机会。1187年7月,耶路撒冷王国的十字军骑士在哈丁角(Horns of Hattin)的激烈战役中被萨拉丁击败,几乎所有西方士兵都战死或被活捉。军中的神职人员也成了战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他们是最不愿与非基督教社会妥协的激进者,结果都被立即处死。萨拉丁亲自追捕雷纳德,并砍下了他的头颅。虽然雷纳德是不是这次十字军会战的主谋仍存在争议,但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拉丁人败给穆斯林的替罪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耶路撒冷便向穆斯林投诚了——在穆斯林承诺会饶恕城中的百姓后,城门立刻打开。
圣城的沦陷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耻辱,也给欧洲与东方世界的联系造成了重创。罗马教皇简直无法接受战败的消息,乌尔班三世在听到这个噩耗后当场气死。他的继任者格雷戈里八世(GregoryⅧ)不得不认真反省,他虔诚地宣告,圣城陷落了,不仅应归咎于“该城居民的原罪,还包括我们自身和整个基督教徒群体的原罪”。他警告说,穆斯林的实力在增长,若不引起警惕,他们还会继续强大。他呼吁国王、公爵、男爵和所有相互争斗的城邦摒弃前嫌,共同面对眼前的危机。这等于是坦白地承认了所谓为了信仰和虔诚的骑士精神,如今都和个人利益、地方对手和相互争执相关。教皇说,耶路撒冷的陷落是由于基督徒没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让原罪和邪恶占据了上风造成的。
这些煽动性的措辞很快便取得成效,西方世界三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都开始备战报复性的远征行动。英格兰的理查一世、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都发誓夺回圣城,而且必须在中东重新确立基督教的地位。不过,1189年至1192年的远征行动仍是一场惨败。腓特烈在跨越小亚细亚时落入河中溺水身亡,那儿离原定的主战场只有几英里之遥。军队指挥层还在战略目标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导致整个军队几乎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狮心王”理查力主将攻击目标从耶路撒冷转移至财富更为丰厚的埃及。最终这一行动既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也没给耶路撒冷带来更多的压力。事实上,在将领们返回家园的路上,他们又出人意料地将注意力放在了黎凡特的贸易中心阿卡——一个从圣经或宗教上讲都不具任何价值的地方。
不到十年,欧洲再次试图进攻圣地。这次威尼斯人将成为主力,负责将大批士兵船运到东方。起初威尼斯总督并不愿意协助,直至参战方承诺运输大批士兵的绝大部分造船费用将由各方分摊后才同意。威尼斯还要求参与制订战役主攻方向的决策,确保有权将战船驶向埃及港口,而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任何地方。据某个参与决策的高层军官记载,这一决定“是高级机密;对外界,我们只说是海外航行”。
这样的远征计划还与天堂的景象相吻合,即参与者将不仅得到精神上的拯救,还能获取物质上的奖励。埃及拥有着神话一般的财富。埃及人“沉浸在奢侈的生活之中”,该时期的一位作家感叹道,他们因“海岸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关税”而富得流油,这种关税为埃及赢得了“每年大量的收入”。
威尼斯人非常明白东方通道上的危机和动乱对他们的意义。看到萨拉丁获胜后赢得的财富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动荡后,威尼斯人急不可待地想前往亚历山大港等尼罗河港口做生意。这些港口原先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13世纪之前,威尼斯和埃及的贸易仅占其总贸易额的10%。威尼斯曾一度落后于它的意大利对手比萨和热那亚,当时后两者靠的就是在与红海地区(而与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等陆路地区)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总量上所占具的优势。摆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长远利益,远胜于组建一支渡海舰队所冒的风险。
不过,组建一支舰队将意味着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威尼斯人必须停下手头上的其他一切工作。结果,热情参与行动的人数远不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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