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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说他着了凉，向狱医指定要一种药片。这种药物的催眠效果非常强，狱医担心他次日出庭时会头晕脑胀打瞌睡，就给他开了别的药。谁知第二天在法庭上，伍其达当众向法官发难，说狱医拒绝了他的医疗要求，致使他病情加重。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 伍其达在狱中被列为“高危罪犯”。他本是重案犯，更兼体格硕健，又会武功，即使有手铐脚镣，看守们有时候也心里发怵。1992年，法庭曾一度使用一种特制的笼子，休庭时便将伍其达锁于笼中。这在后来又成了他申诉的理由。据伍其达称，这个笼子让他深感恐怖和羞辱，恶梦连连，夜不能寐，以致身心皆受到伤害，云云。 伍其达的另一招是，不断辞退更换官方为他指定的律师。据法庭的档案记载，伍其达前后一共更换过12次律师。每当新律师接手案子，所有的调查、策划、准备工作等等就得重头开始。仅此一项，不但为伍其达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而且使州政府耗费了更多的资金。伍其达对任何一位代理过他的律师都不满意，都能指出种种的不是。有一次，他甚至以100万美元的索赔金状告他的辩护律师们。还有一次，他向圣安佐斯法院提交动议，要求自任辩护律师，被法院驳回。 伍其达的律师们曾在当地作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95％的卡拉沃若地区居民都认定伍其达“有罪”，只有5％的人表示，要在公诉方和被告方向法庭提交证据后才能作出判断。被告方随即以伍其达不可能在圣安佐斯获得公正裁决为由，要求易地审判。此项动议被递交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1994年4月8日，法庭命令将“伍其达案”的庭审地点移至洛杉矶的桑坦纳。 又经过了四年多的各种听证与延期，1998年10月26日，“伍其达案”在桑坦纳法院开庭审理。 伍其达被指控的罪名包括12项预谋杀人罪。在蓝山路现场的13名受害者中，警方确信唐纳德·勒克和乔斯·甘纳被害于1983年，当时伍其达正在利文坞军事监狱里服刑，所以与这两宗案子没有关系。但除了蓝山路外，伍其达还应该对1984年7月发生的唐·约勒梯命案负责。 因为法官约翰·瑞恩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首席公诉人霞琳·翰纳珈在开场发言中播放的“卡茜/白兰达”录像带的某些画面，当天便出现在三大电视台的全国新闻上，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民愤。事后，陪审团中的一名中年妇女对记者说，在庭审期间，录像带上的画面搅得她天天晚上做恶梦。 霞琳·翰纳珈在发言中指出：“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把蓝山路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杀人魔窟和阴森恐怖的巨大坟墓。”“12个活生生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就是策划并实施这一系列谋杀的刽子手。”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在他的开场白中针对录像带的内容反驳道：“请注意，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伍其达在这所法庭上被起诉的罪名是谋杀，而不是撕破什么人的衣服。”“你们在那盘录像带里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镜头，但有一点你们始终没有看到，就是谋杀。”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双方各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传唤证人，提交证据，阐述自己的案子。被告方辩护的立足点仍然是，一切都是莱钠德·勒克干的，他才是本案的真凶，而伍其达只不过有时候在现场而已。其间，1999年1月18日，伍其达在法庭上表示，如果公诉方放弃交叉提问，他将为自己出庭作证。约翰·瑞恩法官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一荒唐的要求。

威士维尔的魔堡（20）

1月25日，被告方听证结束后，伍其达交给他的辩护律师路易斯·卡拉普一封信，并要他当庭宣读。伍其达在信中坚持要求法庭撤换他的律师，被法官驳回。 1月26日，公诉方在其总结性发言中第三次播放了“卡茜/白兰达”录像带，并一一回顾了他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和证词。霞�琳·�翰纳珈强调指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所有参与策划或实施同一案子的案犯，不管每个人的具体作为如何，都应被视为犯有同样的罪行。她说，从录像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的程度，使他们可以对着摄像机镜头，并当着一位被害者的面，承认另一桩谋杀。”“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均涉嫌这12起人命案。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扣动的扳机，在法律的眼中，两名案犯都同等的有罪。” 1月27日，被告方律师在陪审席前摆好了姿势，正准备开始他们的总结性发言，伍其达再次要求更换律师。被法官约翰·瑞恩驳回后，他随即写了一张字条，让法警转呈法官。瑞恩法官阅毕击槌休庭，把伍其达带到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