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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安顿下来。

过年时齐长春又去了教谕和训导那里送了节礼——这一年的年考，他的成绩也还不错，考了个第三等，可以参加年后的录遗，以决定是否有资格去参加乡试。

而录遗是由教谕和县令主持的，不是由省府的官员来主持，所以这个时候的人脉关系就起了作用了。

齐长春是新面孔，在张永宁的帮助下使了些钱，估计应该没有问题，他自己也在其中一个训导的私馆里兼了一个教书的差事，平日里也有些钱来帖补——这也同样是张永宁的关系才得到的职位。

其实“录科”与“录遗”本是清朝科举的产物，但是现在的这个皇帝为了尽量网罗人才，特地设了这两次补考的机会。而刚刚过年，朝廷上又有了新的旨意下来，说是考不中秀才的，可以用钱纳捐一个“捐生”的名号，取得入县学学习的机会，可以参加当年的乡试。但如果不第，且又在当年年考中考不中前三等，便会被剥夺这一称号。如果想再继续科考，就得在下一科来临时，继续纳捐。

这种事是古代常有的，也就是变相的“卖官”，但是齐敏儿没想到这个穿越者的皇帝也会出这样的损招——这样的卖官行为就意味着腐败，虽然开放的只是等级最低的乡试的资格，但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怎么会不了解其中的弊端！

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今的建文帝宣布由这一年的正科开始，正式设立武科。

科举分文武登取人材，始于唐代的武则天，元代废了武举，明初虽然恢复，但是仍沿袭宋朝旧制，并没有多大的新意，而且并不是每次开科都有武科，因为朝中的武将都是贵胄功臣的子弟荫袭的，洪武年间打仗又少，就没有那么多缺。

这次建文帝正试设立武科，明确了与文科一样，三年一次，而且在县学里开设武学的讲课，捐纳武科捐生的人，可以在里面读六年书，不像文科那样，考不中就要回家。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考武举的人没有地方学习的苦处——因为古代行军打仗排兵布阵这些事，一般是不教老百姓的，怕老百姓起来造反。

当然建文帝在改革武举的同时，也加强的对民间武器的管理，每户人家只许拥有菜刀、柴刀等不超过三把的刀，私铸私藏兵器者斩，任侠养士者流放。

自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都是统治者头疼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年起，建文帝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度量衡的“衡”给改变了——从十六进制，变成了十进制。

也就是说，原先的一斤十六两，变成了一斤十两，“半斤八两”的年代成为了历史。而国家设在各地的银行，更是发行了新的大明宝钞和铜制钱，旧钞一贯只能兑换新钞六百二十五文钱，旧的铜钱一贯或一两银，也只能兑换新制的铜钱六百二十五文，而且由银行逐步回收旧钞旧钱——为此银行专设了六百二十五文的新面额纸钞，以方便百姓兑换。

齐敏儿对于这一点倒是很能理解——十六进制实在是太麻烦了！

不过明代一斤的重量，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一斤二两。不过这个时期，也不必强求什么与国际接轨，自己好算就行了。

新的圣旨传到的时候，正好是元宵佳节，盱眙县的杨县令正好借着闹花灯的时机宣扬了圣旨，带着一对儿女杂在人群中，听了圣旨的宣讲后也不回家，便趁这机会在街上游玩——文氏在家里照顾一对刚刚能站起来走两步路的孩子，并没有跟出来。

齐福则在之前跟着齐长春过年时回了乡下的家里，并没有在盱眙城里。

倒是张永宁，跟着一起来了，还拖着马福奎一起跟在二人身旁。

看着大街两旁各式各样的花灯，齐敏儿倒是真开了一回眼——现代的城市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

齐长春一手牵着一个孩子，与张马二人一边闲谈一边顺着人流向前走动，都说这次朝廷一下子来了三个新的举措，实在是锐意革新了，马福奎对武举很有兴趣，而张永宁却更是高兴，说便是这次童试不第，也要捐一个捐生的资格，与齐长春一起去参加会试。

齐长春自然是说他这次童试必中的，让他不必担心。

三人边走边说，齐宝儿却是东张西望——难得进一次城的他，自然是对什么都好奇的。

“敏儿！”

就在二人都注意着两边的花灯时，便有人在一旁叫齐敏儿的名字。齐敏儿听得声音很熟，回头看时，却是苏睿跟着父亲和母亲一起进城来看花灯——当然，还有一个丫环，以及一个仆人赶着马车跟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