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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儒学是无用之学。宋朝王安石欲学商鞅变法从而使得国家强大，不料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他只颁布一些新的法令条文，却不去触动整个朝廷体制，所以他的变法注定将会失败，这便是儒生，他们只能纸上谈兵，无一能成事者。”

于谦道：“中华由汉至明无一朝不用儒家经典治国，其间不凡有汉唐之盛世，便在本朝也有永乐之治，如果当真如你所说儒学是无用之学，那这些使国家强盛之时又怎么说？”

杨影枫道：“儒生所谓治国不过是寻先例而治，天下大势一但发生变化他们便无计可施。所谓盛世无一不在建立新朝之初方能出现，这却是为何？天下大势不断变化，当先例已无法适应天下大势的演变，儒生便会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天下便再次进入纷争战乱，战乱则必然使的天下又回到原始状态，从而新的朝廷又能够以过去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治理，也就是说这只是使天下形势的演变再倒退到过去。然后长期的和平状态使得天下再次得到发展，又进入当前的治理方式不能治理的状态，天下便会再次崩溃，再次由新的朝代将其取代，从而无限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之中，下将会永久的停留在固定的形势之下，所以才会不断的出现盛世和乱世。”

文能兴世，武能安邦，这似乎是一个千百年来的真理。得天下依仗武力，安天下须以文道。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直以这种文武之道运行着。大多的皇帝都不会喜　欢＇炫。书。网＇手握重兵的将军，在他们看来，武将在为他夺取天下后成为了最危险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胁，历史所发生的事实也很好的证明了这点。而儒生们则受千百年来口口流传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从心底看不上只懂拼杀的武将。在他们心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恰恰他们便属于劳心者。

儒生们很自信地认为，以武力夺得的天下，必须施以文治，武人大多粗俗不通文理，需以文教约束其行为。汉朝独尊儒术之后，由上将军、开府丞相、国君三权分立治国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喜爱玩弄权术的文人们终于可以以他们无限的权术智慧将武将的地位打压了下去。

在皇帝与儒生打压之下，武将则失去了理治国家的权力，甚至也丧失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权力。他们只是战争的机器而已，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战争或者如何来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的尊严是由文人来决定的，武将只是执行者，惟一可以发挥的便是在战场上的兵法谋略。

儒生们用他们独有的权谋之术治理着整个国家他们以周文王和孔、孟为圣人，从上古的四书五经中寻找着一切社会事务的解决方案，以与孟柯一般的仁慈之心来对待外来的军事威胁，他们认为“仁者无敌”，对野蛮的夷人要用仁慈之心来渡化他们。

所谓文明本身的属性便决定了无法抵挡野蛮的侵略，这些不过只是懦弱的儒家后人为保留自己的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和无知而编撰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他们不敢承认文明是脆弱的，是需要以武力为倚靠的，在没有武力保障的前提之下，任何文明都将难以保存和实现。没有强大武力为后盾，一切经文明都将成为强者的嘴边食，所等待的便只是强者饥饿之时的爪牙。

于谦从未想到过儒家经典有何不妥之处，更想不到儒家在杨影枫心中竟会是如此的不堪，自己从小便是读儒家经典长大为官，此时听杨影枫这般说来心里有些不舒服，难道儒家真是如他所说这般？于谦道：“李聘也说过“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样的话，这不也是不让人们运用各种技巧。”

杨影枫道：“儒家是诋毁新的东西，他们只要求别人好好的克己复礼民，这才是正道，而其它便都是歪门斜道了。李耳说绝巧弃利是让人们摒弃一切欲望，这样就谁也不会抢夺谁，谁也不什么杀害谁了。两人虽然都是反对发明创造，实际上却是不一样。一个是由妒生厌，一个是劝说世人。”

于谦道：“你对兵家有什么看法？”杨影枫道：“兵家我不太懂，所以我也就说不出什么。不过我对那句“兵者，诡道也”到是挺赞赏的。兵者如此，武者何尝不是如此？世间一切又何尝不是诡者胜！所以李耳才说要绝圣弃知。”于谦道：“也不能真如此，李聘的思想消极，如果世人真如他的说法生活，那么人们至今还生活在愚昧无知之世，身无衣物，行无车马。”

杨影枫道：“什么是愚昧，现在么，为什么一定要穿衣服，为什么一定要有车马？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们才会产生各种欲望，然后为了这些欲望伤身劳心，甚至扰乱世间。”顿了一顿，又问道：“于伯伯，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