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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制度（4）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各级党委和招生部门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保证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

“###”期间，在“推荐”的幌子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人通过“走后门”进了大学，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徒有“黄钟毁弃”之叹。这本来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流行有年，屡禁不止，旁观者对这种现象往往见多不怪，当事者更是心安理得。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有助于从根本土克服“走后门”现象。不过，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有少数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亲友，不愿顺应这一潮流，他们为了达到上大学的目的，不惜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党纪国法则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同样干扰了高考工作的正常进行。

恢复高考制度（5）

1977年高考中，发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严重作弊事件，就是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他明知自己功课不好，而想上“名牌”大学的心情又非常迫切，于是就产生了“走邪门”的想法。他找到县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官贵，要求他在高考中“帮帮忙”，后者当即满口答应。他们先后设计了“拆封偷题”，准备两套试卷找人代答试题，雇用“枪手”入场代考等方案，均因担心难以遮人耳目而作罢。

几套方案落空后，王官贵等人仍不死心，又尽心竭力巧安排，终于搞成了考场作弊一案。12月5日上午，考政治时，副监考员谢××将考题传给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孟××，后者将考题送给广灵中学教师王××答题，答好后传给王小平。当天下午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