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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上海的有关领导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

→虹→桥→书→吧→。

第25节：可如实回答（1）

可如实回答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不过，“《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当时报纸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买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被通知到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是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