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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声告诉他，我不从台湾来。我是大陆作家，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见他眼珠亮了亮，好像电压不足的灯泡突然充了电，但是他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我想这是他面部肌肉太老化，神经已经失去作用的缘故。铜壶里的水噗噗地开了，溅到火塘里，灰尘扬起来，老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脸皱在一起，表情很痛苦。我连忙替他捶背，我猜他一定患有老年性哮喘或者肺气肿之类疾病。我想起采访包里有咳嗽药，就取出来请他服用，但是遭到他拒绝。我看见他的腰越佝越低，身体蜷曲，好像同体内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想要是在城市，他怎么也该住院治疗。后来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出来，喂他半碗黑糊糊的什么汤汁，他的咳嗽才渐渐平息下来。咳嗽耗尽老人体力，他像架能量耗尽的破机器，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渐渐沉入半睡半醒的休眠状态。

我只好轻手轻脚地告辞了。

没想到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竟吃了闭门羹，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推辞说，老人身体不适，此后几次求见均遭婉拒。

我明白这是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就是说，我这个来自祖国大陆的作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至于其中原因，我猜想可能还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陈旧，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历史狙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不由我支配。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向他宣传大好形势，或者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别人根本不给我机会。他根本不见我，就像面对石壁，你能让石头开缝么？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欲采访也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突然发生一件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人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立刻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唯一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鸡毛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很老实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门，拉着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已经围了很多村民，大家表情沉重，都不说话，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救星。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气，地上淌了许多发黑的血。很明显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她们只好不停地往产妇嘴里灌黑糊糊的汤汁。即使我从未学医，我也看出来如果再折腾下去大人孩子肯定都没命了。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讲述过一位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大流血的故事，那是知青年代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惨剧。然而世纪末在金三角，我又面对另一出即将发生的同样惨剧。我着急地说干吗不快请医生来？若埃哭丧着脸说没有医生，村里女人都这样生孩子。我说村里有懂医的人吗？她需要输血而不是灌那种破汤，要不赶快送镇上医院。若埃回答说镇上没有医院，勐回也没有医院，整个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医院。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生病吗？生病怎么办？若埃不说话，我明白他的话是真的，如此广大地区，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甚至一所小小的卫生所？……远离文明与科学，这就是金三角人一直面临的生存现实。我说你快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若埃低声说，客人的车……救救罕娜。我明白了，山区交通不便，村子里有马帮，却没有汽车，我是从美斯乐雇的一部客货两用车，以保障长途采访之用。我说，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若埃回答：在清迈，清迈有生孩子的医院。我心里惊叫起来，清迈至少有两百公里以上，又是山路，谁知道产妇会不会死在路上？

问题是产妇现状容不得我多想，事不宜迟，我马上让司机小董把车开来，人们小心地把产妇抬上车，我看见许多女人都低着头，双手合十，嘴里默诵着什么，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