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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每月交纳的房屋抵押款，担保人向所有的公司和投资者敞开大门，但在他们筹集到款项前绝对不可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

虽然，这个资本的民主化真正出现爆炸是在80年代。一位才华横溢、活泼机警但绝对腐败的操纵低级股票的行家迈克尔·米尔肯，将阻碍资本民主的最后一个栅栏搬开。米尔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1970年走上社会时效劳于费城的Drexel佣金公司。当时，没有一家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留心过大量低价出售的“垃圾股”，只有那些曾经营热门股票但又陷入困境以及从开始就因资金不足没有什么业绩的公司才炒作那些“垃圾股”。米尔肯认为大银行的这种行为过于愚昧，他自己对低价股票进行过计算并悄悄地进行学术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那些不考虑投资级别的公司，如果想获得贷款的话，要比有级别的公司多支付3…10个百分点的利息。但事实上，这些公司走向破产也仅仅比那些经营优绩股的公司多付一点点利息，他们的回报率很低。因此，所谓的“垃圾股”实际上是个赚钱的机会，而不必担什么风险。如果将许多低价股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基金会，即使它们中某些资金不到位，该基金会的利率仍然可以比经营优绩股的公司高出3…4个百分点，而不存在任何风险。正如《金融周刊》1995年3月指出的那样：米尔肯用他自己的逻辑武装自己，“在不可置信的世界里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同样的投资中，他得到了免费的午餐。”

既然传统的银行和投资公司不相信此项业务并继续采取回避态度，那么米尔肯就立即将这些已经存在的降到A级的公司的低价股，转移到一个完全经营低价股组成的新市场，即由风险公司、亏损公司、新成立的公司、没有从传统银行那里获得信誉的、刚出道的承包者既接管他人的公司但又不能通过正常的银行渠道筹集到必要的资金的金融海盗们组成。由于米尔肯的关系，他也将低价股向互助基金、私人投资机构、养老基金发行，因为他认识到，这样他们既可获得高额回报又可不必承担较多的风险。这就给了大家一个可购买部分低价股的机会，对小人物来说，以前此类机会可不多。没过多久，米尔肯的洞察力被广泛地模仿利用，那些低价股也很快“牛”了起来——成了“高收益证券”——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参与各种公司投资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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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6）

类似的金融民主在国际上也屡见不鲜。数十年来，大银行将大笔款项借给外国政府、机构

或公司，然后将钱放在他们的账户上用等于面值的价格出售股票。比如说，假如你的银行贷给一个国家或公司1000万美元，这表示在他们的户头上，有1000万美元必须要完全偿还，到期那天也不管这个国家或公司有没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财产，因为这些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划拨到他们的账号上。当一个国家如墨西哥，金融陷入危机时，事实上，1982年它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从国外借贷的大量钱财让人民党消耗掉了，银行承受不了这一压力。于是墨西哥总统飞到纽约，将12家持有墨西哥主要外债的银行家召集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破产了。你们知道俗话怎么说的吗？如果有人欠你1000美元，那是他的问题；如果有人欠你1000万美元，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好啦，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因此你们必须处理掉一些呆账，重为我们提供贷款，扩大信贷。”银行家们点头称是，于是重新谈判，延长偿还期（通常情况是提高利率）。银行家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为墨西哥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问题，美国银行家也不希望他们的股票持有者陷入困境，借给墨西哥1000万美元的贷款是记在他们银行账上的，实际上现在是一文不值了，最好的选择还是抓着墨西哥。因为多数债务是20家银行的，他们能在一个会议室里坐下来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约翰·佩奇是在世界银行拉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他向我解释了这中间的实际操作情况。佩奇讲西班牙语，1982年他去墨西哥与墨财政部公众信用司主任约塞·安格尔·格里亚见面。格里亚在对付外国银行家方面有个传奇故事——从纽约的大银行家到得克萨斯西部的小钱庄老板——他都能从他们那里为墨西哥政府申请到贷款。

“一天我到格里亚办公室，我们都讲西班牙语，突然电话响了，”佩奇回忆道，“这是得克萨斯一家小银行的老板打来的，格里亚曾说服他给墨西哥政府提供过一些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