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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写书做文章最难的，并不是随笔就能抖出多大学问或多深的玄奥，而是怎样尽快消除“写”与“读”之间的无形隔阂，让随便谁拿起书来，马上就能和纸上的文字建立起最亲近和最从容的相互自然交流。可现在的书，有多少真正在意和讲求这种“阅读口感”了呢？我们现在进书店东翻翻西看看，老半天下不了手买一本，并不是心疼钱，而是家里已经积压了太多可读性极差的厚书，所以一逛书店先是视觉上发憷，甚至已经造成了某种阅读的心理障碍。

当然我不敢说崔永元这本书，就已经达到了最令人垂涎的“阅读口感”，但就像做《实话实说》节目一样，他起码是试图去这样做了。我也并不否认在崔永元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可再想一想，现在朋友的平常聊天和神侃，难道一张嘴就非得是“大故事、大意思、大幽默”吗？

崔永元确实精明，在整本《不过如此》之中，他更多都是在讲述一些小人物、小事情。比如他写大兴安岭“老白”的质朴和豁达、吕梁山“孔祥生”的仁义和宽容，再比如他写河北“孙大嫂”在《实话实说》节目里给他造成的难堪和尴尬，并且还能从许多普通小事中反刍出这样的意味来：“最初采访时，以为最佳的效果就是对号入座，但很快就会发现，生活远比你的想像丰富，那经历传奇的程度，绝非职业作家妙笔生花所能企及的。那种慨叹，那种由尊重而生发的悲壮从此植根在你的心底，永远涂抹不掉。天生日久，造就了你一个心房的模子，不管如何污染，过一回清水，就还原了模样。淳朴的乡下人敞开胸怀帮你打了底子，让你从容面对城里的丑恶。”这就不是一般主持人甚至很多作家所能感觉和从容表达出来的了。

有人说，崔永元此番《不过如此》所以能卖得这么好，完全因为他是电视名人。不能否认，其中肯定有这个因素，但近两年名人出书一直都没断，更多的书不还是趴在书店里根本卖不动？读者现在都不傻，再不是你靠电视上的脸熟和出名，就能马上绑他们掏钱包的事儿。倒是我妻子阅读《不过如此》之后的反应比较准确：在电视上，只能看崔永元一点一点地“实话实说”，这回算是痛痛快快看了一场长篇的“实话实说”。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16）

这些年，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

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

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

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