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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袁世凯代表的是一种保守的利益集团，辛亥革命党人代表的是另一种希望更新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发展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清朝灭亡了，社会出现了动荡和分裂的倾向，袁世凯希望凭借他在前清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势力，独揽国家政权，但当前他自己的力量有所欠缺，必须和前清立宪派合作，才能对付同盟会的革命势力。同盟会则是从民间崛起，有着一股朝气，希望按照自己朦胧的现代理想去从事改革，但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实际操作上，仍然摆脱不了军事独裁的局面，很难真正走向现代民主。这样的两股势力发生了冲突。我们决不可把中国社会的政治分野，简单地看成黑、白分明。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4）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争取地方自治。他认为现在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财政大权，一旦有事，无法集中力量平定事变。他强调：“总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至于军民分治，则要等到秩序稳定，正式宪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订之后才能实行。广东都督胡汉民支持李烈钧的主张，他更详细地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求袁世凯应该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让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针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他批评说，中央不应该大举借债，想用财政权力来操纵、控制各省，结果是让列强用财政权来操纵中央。孙中山赞成地方分权，强调：“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李烈钧和胡汉民不仅公开联络各省都督反对军民分治，而且还秘密联络南方革命各省，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袁世凯掌握的中央政府对抗。李在秘密发给起义省份的电报中，希望组织一个最稳健的政治、军事团体，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而如果中央政府挟有私心，借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只有大家一起起来抗争，纠正中央政府的错误。总之，要以地方监督帮助中央政府，不让中央政府操纵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中国的权利被外国人夺去，不使国家重新沦为专制的国家，目前发生的种种危险的局势，或许可以平息下去。

同盟会地方政府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纷争，与言论界激烈派对袁世凯的批判，并不是一致的。激烈派并没有什么实力做自己的后盾，而地方都督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来说话的。粤、赣地方政府与中央对抗的政策，激起了亲袁党派的攻击，社会上也不断传出诸如广东独立、七省独立之类传言。在梁启超系统办的《时报》上，1912年8月2日就刊发了《论李烈钧之野心》一文，露骨地攻击李、胡说：民国成立后，各省都督之中，有两个人抱有野心，一个是粤督胡汉民，一个是赣督李烈钧。二人的手段都是专制的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反对中央。胡汉民反对中央集权，李烈钧亦反对中央集权，胡汉民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亦反对军民分治。他们二人又互相联络，一旦中原发生事变，有人认为胡、李二人就各自抱着一个割据地方的思想。李凭借胡获得出海口，胡又凭借李获得进入长江渠道，他们二人构成了犄角之势，前进就可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后退亦仍然可以成为一方的霸主。为袁世凯笼络的粤中军官黄士龙写信给胡汉民，公然辱骂说：你的种种举动，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还需要我来造谣吗？可惜你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也没有这种狗胆。你的野心哪里是仅仅以独立就可以满足的！

袁世凯为对付粤、赣的异己势力，通过收买两省军事将领来达到控制两省的目的，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宋教仁一案，对抗也很难避免。当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烈钧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有3名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军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钧，袁世凯就任命余为江西都督。12月10日，余鹤松在南昌发动旧部兵变。当天，李烈钧即迅速调兵平叛，枪杀了100多人。余兵变失败后逃回北京。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特殊背景，但他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当时也没有决裂的形势，全国都在提倡调和。于是，李烈钧希望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就发生的兵变事件，向袁世凯引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