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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面之责。”该条例赋予留守的权力似乎还很大。但一则条例没有规定南京留守有财政权力，二则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也就是说，南京留守一职只是一个南方军队的善后机关，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同时，中央政府可以用财政权力控制留守府的运作。南京临时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也没有控制地方所必需的财政力量，即使要维持南京一带的局面，也非常吃力。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袁世凯完全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看看黄兴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复杂的局面，他没有必要操切从事，激起南方的反抗情绪。当然，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黄兴是南方军队的领袖，这是个既成事实，如何运作南京留守一职，主动权还在黄兴和同盟会手里，就要看黄兴和同盟会方面的政治意向和对形势的判断了。

辛亥革命党人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其实都还很幼稚，他们处在传统革命和中国近代革命的过渡时期，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都只是初级水平。南京开国以后，孙中山、黄兴动员了一大批军队到南京来，还在南京地区大量招兵，扩军备战。但事实上这些军队的素质很差，章太炎批评说：“南京招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这样的军队，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为了吃饭而来。黄兴从武汉指挥战争的经验中知道，他是无法动员这样的军队进行战斗的。南方的军队膨胀太快、太多而又无用，估计总额达到了80个师，远远超出了当时各省的财政支付的能力，因此，各省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在南京一带，陆军部就直接掌握了16个师，以及一些杂编部队，总数达20万人。南北和议成立后，这些部队已经无用武之地，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民立报》的编辑、记者，一心想着与袁世凯一起和平建设，批评南京陆军部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目多得像毫毛一样。陆军部不仅不知道这些兵够用不够用，而且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兵。调查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可以确定这些兵足以让我们国家灭亡。

在野的人对当政者进行批评总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当局拿出真正行得通的办法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黄兴并非不知道他面临的问题，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期，就在努力整理军队。他先后将驻扎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26个师、5个军。这5个军都是北伐集中到南京苏皖地区的军队，第一军军长柏文蔚，该军原是在江苏的军队扩编而来；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土匪出身，驻在扬州；第三军军长王芝祥，所部为广西参加北伐的各支部队组成；第四军军长姚雨平，该军为广东参加北伐的军队，系广东新军所组成，战斗力比较强；第五军军长朱瑞，该军为浙江新军所组成，比较有战斗力。4月11日，在南京的赣军及一部分桂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南京抢劫。当时部队供应很困难，甚至吃不饱饭，一些游杂部队就很容易哗变。黄兴镇压兵变后，深知有兵无饷的危险，因而加速裁军。但裁军也要钱，黄兴没有财权，就像被放到炉火上烘烤一样，日子非常难过。他只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自动离职，帮助新生的国家渡过难关。此后一段时间内，第一军除留在江苏的部队外，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将部队随身带到了安徽。第二军归中央直辖。第四军解散，一部分回广东后也被陈炯明解散。第五军回到了浙江，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第三军的部分部队遣返广西，骨干部队编成第八师，归中央直辖。其余一些江苏的部队，后来交给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2）

黄兴明明是个厚道人，一心要整理好军队，政治上没有野心，但同盟会的反对派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直千方百计迫使同盟会放弃政权，非常担心同盟会在南方继续拥有军队。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宧就声称：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黄兴本来就对政治趋向消极，经历了兵变事件，更加对权位失去了兴趣，希望功成身退，摆脱嫌疑。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只能进行和平的政治竞争，党派之间只是政见之争，而不希望再发生武力角逐政权的现象出现。何况，中国经过这次革命的破坏，元气大伤，如果再要经受一次战争，中国能不亡国吗？为了表示他对国家统一的诚意，于5月13日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但也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选，不敢操之过急，所以仍予以挽留。5月下旬，黄兴和熊希龄在借款问题上发生冲突后，他在财政上已经毫无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