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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桂阳城，向西南撤退几百里，抵达广西的富川。

在湘南驻防的湘军将领们这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他们想，两广的会军老是攻击湖南，令人防不胜防，湘军何不进入两广，端掉会军的根据地呢？

王錱和周云耀探知富川县城里聚集着各路会军，打算将他们一举聚歼，于是率部出境攻打，遭到会军的顽强阻击，失败而归。

王葆生等人的部队较为幸运。他们担心广东连州的会军再次进入湖南，于4月3日率部跨省攻击，获得胜利，攻克连州城。

与此同时，湖南的西南部，由于听说贵州镇远发生了起义，也变得紧张起来，沅陵和晃县戒严。

这时，各路湘军集中在与两广毗邻的地区，难以兼顾其他方面。左宗棠认为，光靠湘军流动作战，难以照顾全省。于是他决定把各地的防务，交给当地的官府，委任专人负责。

针对广西的防务，左宗棠交给了永州知府黄文琛。针对湖北的防务交给岳州知府魁联。针对贵州的防务，交给永顺知府翟诰。左宗棠在各地倡导了一种风气：谁不向巡抚请求发兵发饷，就是能人，就能得到巡抚的信任和提拔。

魁联其人颇通军事，清廷将他升为湖南按察使。他为人戆直，凡事喜欢争论，不得骆秉章的欢心。骆秉章不让这位新任按察使回省城受印上任。

魁联心想，朝廷如此重用我，难道我还怕他巡抚不成？于是擅自回到长沙。骆秉章不肯让步，弹劾他不管部队，清廷将他降回原官。

魁联不但是降了职，还丢了兵权，骆秉章不再让他统领岳州的部队。

当时，衡永道文格已被清廷提升为广西按察使。这是因为左宗棠对他非常器重，骆秉章向清廷推荐的结果。但是，文格不愿去广西上任，骆秉章参掉魁联以后，便上奏清廷，让满洲黄旗人文格代理湖南按察使，文宗准奏。

翟诰暂任辰沅道，守土有功。他自己募集资金供养军队，不向巡抚伸手，院司非常看重他，极力上奏推荐，清廷将他补为实授官职。

长沙知府仓景恬由于治地有人盗铸钱币，而犯有失察的过失，骆秉章握着他的把柄，所以他对巡抚唯命是从。

骆秉章本人则对左宗棠言听计从，官员的升降，军事上的部署，都要先征询他的意见，才会实行。左宗棠因此大权在握，司道州县的官员，都对他毕恭毕敬。当然，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左宗棠任劳任怨，尽管不少人指责他，他仍然不推卸责任。骆秉章自认才智不如这位师爷，对他更加信任。当时有人评论说，左宗棠善于谋划，骆秉章善于用人，都是贤达。

左宗棠也得到了黄冕的大力支持。这年春天，黄冕在常德开设厘局，接着又得到批准，在长沙设立厘金局。

黄冕的这个举措，就是湖南抽收厘金的开端。

左宗棠让有能力的官员掌握实权，安排朱孙贻任宝庆知府，陆传应任衡州知府。他所重用的人，还有东安的赖史直、湘潭的孙坦、澧州的胡镛、湘乡的唐逢辰和邵阳的邵绶。这些人官声有好有坏，但都敢于管事。

至于省城大政，则有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可以说得上话，其他司道官员只能拱手听命。此后人们谈到军政吏治，都以湖南为榜样，但是树大招风，非议也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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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与安徽接壤的地区，4月份的形势有所变化。由于太平军的活动已经逼近浙江，浙江巡抚何桂清不得不插手安徽东部边境的军务，派知府石景芬率领浙江清军，会同安徽各地民团，攻打歙县和休宁。

1855年，咸丰五年（11）

太平军受到挤迫，从黟县南下两百里，进入江西东北角的婺源。这时，向荣从江南清军中派出邓绍良和周天受，率领援军从浙江出发，会同浙军攻克婺源。太平军返回安徽，撤退到祁门西北一百多里处的石埭。

被罗泽南打退的太平军，从原路向东撤退，攻占兴安，再往东进，驻扎广信。罗泽南的部队随后赶到，一战大捷，三天就攻克广信。太平军撤向东北方向的玉山，逼近浙江。于是，江西的湘军占据了饶州。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觉得鄱阳湖以东有了安全感。他于5月28日离开九江，进驻鄱阳湖北端东岸的南康，距湖口不到一百里。

他命令萧捷三和黄翼升在江西添造大船，修复内湖水营，由邓仁坤主持制造。他还把江西水师的长龙和快蟹拨给湘军。他将内湖水师分为两部，由萧捷三和黄翼升分别统领。

显然，他想在内湖水师恢复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