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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两年多时间裡，在三湘四水大力推行新政。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造局，又设电报局、轮船公司，修筑湘粤铁路，创办南学会、算学馆、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製造公司，发行《湘学报》《湘学新报》，又专从上海购进维新派的重要刊物《时务报》，免费分发各州县。儘管遭到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的反对、诋毁，但维新运动仍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湖南所有新政中，办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时务学堂。

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还只有二十七岁，湘西凤凰人，与陈三立同年中进士，他有幸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时正在湖南。陈宝箴接受儿子的建议，礼聘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荐举自己的挚友唐才常任中文分教习。熊、梁、唐均一时人杰，更兼梁启超名满天下，遂把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时务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引得一批热血热肠的湖湘子弟纷纷投奔，还有不少湖北、江西、广西的年轻士子也慕名前来。

船山书院有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也是湘潭人，名叫刘揆一，字霖生。其父刘方嶢早年也是湘军中的小头目，后因仗义放走了太平军的一个总制，怕上司追查，便离开湘军回到湘潭老家躲了起来，直到金陵打下后再出来办事，经朋友介绍在湘潭县衙门做了一名小小的衙吏。刘方嶢慕王闓运的大名，送已中秀才的长子揆一拜在王氏门下。王闓运到东洲任教，身边的一群弟子也追随来到东洲，刘揆一即为其中之一。刘揆一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办事能干，在士子中颇有威信。他对时务学堂的教学甚是仰慕，认为国乱民危之际不是潜心故纸堆的时候，要的是能够拯救社会的真才实学，而时务学堂恰是培养如此人才的摇篮。他在士子中一宣传，便有一批人都听他的。终于有一天，他领著几个最为知心的朋友，悄悄地在渡口边坐上一艘小火轮，鸣笛鼓浪奔向长沙，临走前托门房转交一封信给老师。

王闓运看了这封信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并没有指责刘揆一。过了几天，又有几个士子走了。王代懿也有点坐不住了，常常对杨度和夏寿田滴咕，埋怨老父亲主持下的船山书院没有生气，总是老一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夏寿田是一心一意遵父教，要在明春名登金榜，不管外面闹得如何轰轰烈烈，时务学堂如何名震海内，王代懿如何滴咕，他都雷打不动，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帖诗中。杨度本是一个热衷于时务的人，也早就想去长沙看看了，何况梁启超又是故人！

「先生，我想日内到长沙去一趟。」杨度和代懿商量了两天，做出了决定。代懿怕父亲骂他，不敢出面，怂恿杨度先去探探口风。

「皙子，你是不是也要去投奔时务学堂？」王闓运停住手中的笔，颇为惊讶地问。王闓运自己有一门特殊的功课　－－　抄书。从十六七岁开始，他便立志将所有他认为值得反覆诵读的书，不论经史子集，不论厚薄，也不论家中是否有，以及今后买不买得起，他都手抄一部。他认为经自己手抄后能记得更牢，领会更深。近五十年来，寒冬不停，酷暑不辍，閒时多抄，忙起少抄，凭著坚强的毅力，他抄了将近三千万字的书，仅这一点，王闓运也堪称当时学界一绝，令天下读书人倾倒。到了船山书院后，他又开始了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明史》的抄写。此刻，正在抄张居正列传。他放下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周妈为他泡好的冰糖红枣茶。

「不是。」杨度赶忙回答，「到长沙去，一来是想见见梁启超。那年在北京时，我和他交了朋友，他来长沙好几个月了，我不去看看他，心中不安。二来我也想劝劝刘霖生他们，想让他们早点回到先生身边来。」

「哦，是这样的！」王闓运放下茶杯，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说，「梁启超是个难得的人才。我虽然不赞同他的所谓民主民权，但我佩服他的文章写得好，很有煽动性，此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你有这样一个朋友，理应去会会。至于刘揆一等人，你大可不必劝说，人各有志嘛，我王某人难道还缺弟子吗？」

王闓运把左手边一叠已抄好的纸拢了下，顺手拿起一块龟形黑色大理石镇纸压在上面，问杨度：「几时启程，一个人去吗？」

「先生既然同意了，我明天就动身，代懿和我一道去。」杨度见书桌上砚台裡的墨汁乾了，便从旁边一个精緻的小瓷瓶裡倒出一匙清水来，拿起那支径长一寸粗的徽墨，为先生轻轻地磨起墨来。

「代懿也去，他为什麽不自己来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