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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中有不少注明是我的画，里面80％都是假的。许多迹象表明，北京、外地，存在着有组织、有计划地专门制作假画的团伙。”

吴作人的话是有根据的。在北京及外地的一些旅游城市，确实活跃着一些制作假画的团伙。他们专门伪造名人的字画向港台和日本的游客兜售。一流大师的假画标价在2万元到4万元之间，二流画师的假画标价也在万元以上。据查，北京就有这样的地下据点，它或是在某人家中，或是在某美术学院的单人宿舍里，或干脆设在画店门市后面的单间。造假画者有自己的制作计划，按照计划夜以继日地埋头制作，同时，注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临时赶制一些画店急需的画作。这种事获利巨大，干起来却实在简单，照着画册比葫芦画瓢再按上一个维妙维肖的名人印章，就足以以假乱真。如果哪位游客指名要哪位大师的画，他们叫游客在外稍事等候，就能在密室里现造一张。有些大师起初不相信造假画者会如此肆无忌惮，及待不声不吭侦察一番，才知道这荒唐的传闻都是真的。

“这种造假画的行为侵犯了美术家的著作权。”吴作人说：“也伤害了美术家的名誉。更重要的，是败坏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声誉。因此，一定要落实著作权法，打击这种侵权行为。”

然而，要有效地打击造假画的行为，并非易事。困难不仅仅在于取证和惩治，更难在对此统一是非标准。假冒名家画作固然是侵权，但临摹名家画作算不算侵权则成了一个长时间说不清的问题。新加坡画展的主办者在狡辩中就使用了临摹的“挡箭牌”。许多美术家认为，临摹不是侵权。它是美术专业人员的必修课．这种用别人构思的绘画进行研习是允许的。画界有一种传统观念，临摹名家画作越逼真，就越有本事。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一些法官。但部分版权专家们认为，为学习绘画而临摹画家的作品，只要不公开出售，是允许的；但如果临摹者在临摹品上不注明被临摹作品的名称及作者，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是一种剽窃行为；如果临摹者不注明是临摹品，而以原作者的名义发表，也侵犯了原作者的署名权，是一种侵权行为。

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及对法律解释上的不一致，国内仅有的几件由临摹而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案并没有得到令被侵权的画家满意的处理结果。许多画家明知被侵权却不情愿走上法庭。靳尚谊在新加坡假画事件发生之后也向记者表示：“打官司也很不容易。”

国画大家范曾倒是打过一场官司。

国画中，被造假最多的，大概要算是范曾的画了。北京有人大量剽窃他的作品，通过关系拿到日本展览，并发行印有剽窃作品的画册。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水墨画集》中，由北京吴某画的《长吉诗魂》、《促织》、《载酒行》等作品，均是剽窃范曾画作的赝品。苏州市起码有十二家个体工艺店同时出售剽窃范曾画作的赝品，每幅公开标价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这些画的买主大多是日本、香港等地来大陆观光的游客。通过这些途径，仿制范曾的假画流落到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正名：精神权利（8）

1987年11月25日，范曾致函苏州市委领导人：你们那里有一些“画廊”出售假冒我名义的赝品画，希望严肃查处。

由于是大名鼎鼎的范曾，苏州市格外重视。在市委负责人的指示下，苏州市文化局、工商局配合沧浪区工商局对十五家个体工艺店进行重点检查，在十二家工艺店中查获仿范曾画三十六幅。

根据这些店主提供的线索，又从一个叫盛林虎的人家中查获仿范曾画四幅。这些画除盖有“范曾”姓名章外，还同时加盖有“林虎敬摹”、“仿范曾”、“摹范曾于姑苏”等章。在盛林虎家中，这样的篆刻体印章有四枚。

1988年7月19日，范曾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申诉书说，盛林虎以及十二家工艺店店主以牟利为目的，用“江东范曾”、“抱冲斋主十翼范曾”等落款的赝品画公开出售，已构成侵权。十二家工艺店的店主明知盛林虎盗用画家姓名私刻印章制作赝品，但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不惜以鱼目混珠的手段公开出售，欺骗境外人员。这种侵权行为严重损害了画家艺术作品的声誉，败坏了国画的名声。

作为被告的盛林虎是这样解释的：他非常喜爱范曾的画风和技法，崇拜和仰慕范曾本人，因此从1986年夏天起专心临摹范曾的作品。后来，因家境贫寒，工资收入低，绘画用品如宣纸等价格上涨，被迫出售仿范曾画一百幅左右。现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