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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图书馆门口看来来往往的女生，等灵感主动光顾。他的做法比较极端——钻进床底下，用拉下床单把光线全部遮住，在完全的黑暗中思考问题。找不到答案不会从床底下出来。

如果问题很难，他会在床下呆一整天，谁的课都不去上、

“这次你在床下呆了多久？”我问。

林顿撕了一片面包：“不记得了，好像是周二进去的。”

三天了……我想。

“就是维森教授写在黑板上的那道题，”他耸耸肩，转头盯着我的脸：“涉及到华林问题。艾伦，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想要告诉你，那道题凭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得出来。”

我知道安得蒙往黑板上写了一道题，两行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华伦问题。

这是1770年E。华伦提出的关于正整数平方的推测，近两百年来没有人能够论证它。

我坐在图书馆里深深的绝望了。我翻遍了所有和华伦定理有关的书，毫无头绪。埃德加来慰问我，劝我放弃算了，下个月他借我生活费。

我笑话他：“你哪来的钱啊？卖画吗？”

结果他认真的点头：“我至少还可以卖画，你什么钱都赚不了，还把身体搞糟糕了，不如跟我回去。世界级数学难题不会随随便便让大学二年级学生论证出来的。”

“你的样子糟糕死了，再这样下去都不能帮我当模特了——我可不想整天画骷髅。”他说。

我在图书馆坐了两周了，稿纸叠起来半英尺高。不知道是不是手误，安得蒙给的条件演算下去和经典华伦定理有微妙的区别，导致算到最后有个关键性的数字缺失了。

缺失的是个六位数，我一筹莫展。

我想给林顿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他的青年公寓装了一部），就去了公共电话亭。我满脑子都是那六个数字，鬼使神差就当电话号码按进去了。

片刻，电话那头传来甜美柔和的女声：“您好，这里是普林顿庄园。”

我拿着听筒僵直的站在电话亭里，听见对方问：“请问您找谁？”

“维森教授。”我说。

“这里没有维森教授。”女接线员显得有些迷惑：“这是加西亚顾问的直线。”

“这里没有一个叫安得蒙。维森的人？我我记得维森教授上个月说要来这里工作。”

“你是来自剑桥？”或许我表现得太过学生气了，接线员笑了起来。她在电话那头对谁说：“加西亚先生，真的有学生找到我们了。请他尽快过来吗？”

我听到了安得蒙的声音：“帮我问问名字，如果姓卡斯特，就告诉他打错了。”

女接线员问的时候，我咽了烟口水，努力保持声音平稳：“林顿，我叫林顿。布朗。”

第二天下午我搭上了去伦敦的顺风车，找到了位于郊区的普林顿庄园。

正是六月夏天，林荫道边老槐树枝繁叶茂。下了车顺着大路走到头就是普林顿庄园。天气有点热，我边走边解开了衬衣的前两颗扣子。从铁门望进去里面是老旧的红砖建筑，矮墙上垂下许多绿色藤蔓植物，在午后的暖风中微微摇摆。伦敦郊外无数庄园中，它毫不引人注目。

如果不是铁门边有持枪禁戒的士兵的话。

我报了名字，一会儿后出来一位穿衬衣长裤的女人把我领进去。那个时候女人穿衬衣和长裤的很少，因此她漂亮脸蛋和丰满身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叫安妮，加西亚先生的助理。”听声音她就是昨天接我电话的女人。原来不是接线员，是女助理。

安妮领着我穿过大半个庄园，进了一栋独立的红砖建筑：“加西亚先生是我们的总顾问，呆会儿他会亲自和你谈话。”

她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让我在里面等。

十分钟后，安得蒙走了进来。

他推开门看到我后愣了一下，皱起眉头：“艾伦，你不该来这里。”

我也很震惊：“你不是那个创造泛函分析学的安得蒙。维森教授？”

他取下领带搭在椅子背上：“准确的说，我既是安得蒙。维森，又是安得蒙。加西亚。这取决于我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林顿庄园。”

埃德加说得对，安得蒙不可能指望一个剑桥数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论证出两百年来的数学谜题。他是在这个谜题里设置了一个暗码，希望有人能够从数字中把它找出来，并且猜出正确的使用方法。

也就是说，他出的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密码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