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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律。在我们的几次会议上，他也向司法部长表示，希望不要对华莱士进行人身袭击或逮捕，不要使他获得他所谋求的殉道者身份。随着决定的日于日益迫近，总统向州长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他的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总统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不到三小时后，华莱士从他同卡曾巴赫和警卫队指挥官的第二次对抗中退了下去，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①。

①两天以后，另一个黑人在亨茨维尔该大学的分部注册入学，州长甚至没有操心去干预。几天以前，另一个黑人没有遭到意外便在奥克斯福德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入学了。这同大约七年前在同一所亚拉巴马大学中盛行的情况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那时，一群学生暴徒在三天内把一名黑人大学生赶出了校园，而联邦政府则认为它最好“避免干预”。

肯尼迪宣言

1963年6月11日那天，标志着州政府对于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当这次动乱消失以后，他在最后一分钟决定，趁着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总统并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剧院老板、菜馆经营者、百货商店总经理以及其他人员——要求他们在雇用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6月9日，他要求聚集在檀香山开会的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

然而，他在1963年2月发表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已经标志着他在民权立法方面想法上有所改变。那个咨文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它能充作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作种种修改：对受过六年级教育的人取消文字测验，禁止对不同的种族使用不同的标准以加快有争议地区的选民登记。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该咨文不是为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的正常立法计划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国会和国内其他人士实际上不理它，他们听不进去。

但到了6月11日，全国都开始倾听了，先前提出的法案就显得很不够了。同1961年和1962年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公众对民权立法的兴趣使得国会的通过至少有可能了。有好几周，白宫和司法部一直在准备一项新的一揽子方案。总统在5月31日作出决定，要明确地推行一项全面的法案。这项决定是在他的有些政治顾问反对之下作出的，他们认为这无论在国会内还是在选民中都将碰壁。他同民主党领袖进行了磋商，同时也谋求共和党的支持。计划的细节尚未最后确定。向全国发表的演说也还未草拟。但总统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演说时间应放在6月11日晚上七时。

但是6月11日的演说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总统亲自准备了一段时间的。它至少是以三年来他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的革命、三周来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F·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

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

他说，这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并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

这些问题在法庭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