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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供词都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萨女子学院毕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担任苏联交通员已有五年之久。她从华盛顿那里得到极密文件，把它们交给在纽约和她联系的俄国联络员，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三十多个前政府雇员中，有劳克林·柯里。他从1939年到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过中国，现在是派克大道一所进出口商行的经理。还有亨利·德克斯特·怀特，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还有威廉·雷明顿，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是商务部里步步高升的红人。钱伯斯则提出罗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是共产党员，其中特别是阿尔杰·希斯。他快将离开国务院，去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主席了。

杜鲁门也和其他人一祥，听完他们的供词以后，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加拿大发现的间谍网却使他震动。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几个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又利用了《美亚》杂志案件的余波，提出对政府怀疑。对此，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于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它们是共产党的外围。接着下一年整整一年中，这名单不断扩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个。尽管反法西斯主义难民委员会的最初目的只限于捐赠食物和医药给美国的盟国俄国，但谁要是参加过这个组织，就会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那些曾“按共党路线办事”的政府官员们就被免职。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这种坚决反共运动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来就是应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于1940年通过。全名为史密斯外籍人员登记法。其内容是凡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各级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译者】，审讯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但是，这种反共恐怖的实际情况，是难得见诸报刊的，因为它已经习以为常，就象1932年的失业工人一样。总统第9835号的行政命令，还鼓励了美国人去探听有关同事、朋友、邻居以至亲戚的私事。而且，这种忠城调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政手段。联邦调查局于1949年5月22日对从联邦政府领薪的二百万人“逐名审查”，从邮递员到部长都不例外，这样，就开始搜索所谓“不忠诚分子与颠覆分子”。此外，对每年为数五十万的申请参加政府工作的人，该局还要负责弄清他们是否忠诚。谁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会对他进行全面历史审查，有时还会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们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或者自称认识他的人，进行问讯，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和政治信仰。资料搜集了以后，就由地区忠诚委员会进行审议，证据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则就要传审他，作出结论。对下了不忠诚结论的，可以向华盛顿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上诉，但它的裁决就是最后定论。

有什么可以作为借口，比如说，把一个善良而忠实的邮递员解雇呢？凡是犯有叛国罪、参加过间谍活动、赞成过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哈奇法于1939年通过，1940年修订，禁止除制订政策以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译者】早已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