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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