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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间，我们一些人——特别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我——相信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莫斯科会议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在哈瓦那期间，我们了解到，我们双方——肯定还有其它国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前华约总参谋长阿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苏联部队不仅拥有中程导弹，还拥有核炸弹和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是用来对抗美国入侵部队的。当时，正如我提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弹头。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们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俄国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在危机的高峰时期，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总数达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弹头，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战术核弹头。此外，曾有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发后不久——核弹头被移出储备库运往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反击美国的入侵。

第二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科夫斯基接到苏联驻古巴部队司令伊萨·普利叶夫将军的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这一行动。马林科夫斯基将电报送交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交还电报时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显然，当时存在极大的危险。

面对美国的攻击——正如我说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很多人都准备向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出这种建议——苏联在古巴的军队极有可能选择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弃它。我们无需推测在那个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到它的结果。

虽然美国入侵部队不会配备战术核弹头——总统和我明确禁止那样做——但也没有人会相信，一旦美国部队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会控制自己不进行核反击。那么，这一切又如何结束呢？在这种十足的灾难中，我们不仅会在古巴付出空前的伤亡代价，这个岛国也将会被毁掉，同时，还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现核战争的危险。

我所希望强调的关键是：人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的一生中，错误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也应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常规战争会付出牺牲，有时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但如果错误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灭绝。因此，如果将人类易犯错误的天性与核武器结合在一起，那无疑将是对空前性灾难出现的极大推动。

继续接受这种冒险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吗？回答是“没有”。

卡尔·凯森、乔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对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战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预期报复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说，或者攻击一个无核国家，或者攻击一个虽拥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确信，他们可在一次打击下即使对手彻底解除武装”。我们补充说，“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虽然，美国部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两次处于十分险恶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鲜双方的冲突发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当时，中国和北朝鲜并无核能力，苏联只有一颗微不足道的核弹。”我们的论证导出下面的结论：在阻止敌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军事使用，只会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核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拥有它们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

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是“在常规战争中保证世界安全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此”。由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军司令托马斯·里德领导的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现任政府看起来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即便接受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