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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曾把与乔治·伍兹的谈话告诉了总统。总统一直没再和我提起过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总统突然问起这件事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仍对乔治·伍兹的建议感兴趣，但只要总统需要，我会留在国防部。

“你应该得到这个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总统说，“我的责任是帮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权限之内的任何东西。”

“人们对总统负有责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说。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十一月八日乔治·伍兹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乘车到白宫，我要在那里参加一个午餐会。乔治·伍兹说，银行的新总裁很快就将被选出，他想告诉乔·福勒——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行长，他负责提名——我就是他提出的候选人，但直到几年后，乔治·伍兹才告诉我总统和乔·福勒做了什么。在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出我的名字之前，乔·福勒去征求总统的意见，乔治·伍兹说他自己想做世界银行的总裁，因此他告诉总统，按照惯例要提出三个名字。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好吧！那三个名字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

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金融时报》登载了我被提名的传闻。两天之后，乔治·伍兹和世界银行的五名董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B·约翰逊总统宣布我将离开五角大楼去世界银行。

最大的讽刺是我不知道总统自己是否确切地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分手？这种分离是怎样发生的？他知道我对政府和他都是忠诚的。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感觉得到他对我怀有同样强烈的感情，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没想过我会辞职。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使他感到宽慰。

那么，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虽然报纸报道了这样的传闻。总统曾对他的助手说担心我会自杀，就像杜鲁门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那样。

从那时起，大家似乎都认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并没有如此。

我的确感到有压力，我与美国总统不和，我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异常紧张，但我并没有接受治疗。除了偶尔吃几片安眠药片外，我没有服用任何其它药物，也从没想到过自杀。

事实是，我得出了结论，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对我们双方来讲，情况越来越清楚，我不会改变我的判断，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看法，因此，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很多朋友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说我做错了，他们认为我应该辞职，以表示对总统政策的抗议。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总统（除副总统以外）是政府行政机构中唯一的民选官员。他指定每一位内阁成员，内阁成员除总统外没有自己的选民，因此，内阁成员对人民负有责任，内阁成员的权威和责任来自总统。但是，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内阁成员经常在公众中露面，有些内阁成员会形成独立于总统之外的权力。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一些人说，我应该通过辞职来使用这个权力，向总统的越南政策挑战，为那些寻求改变这一政策的人带个头。

我认为，那将有违我对总统所负的责任和我拥护宪法的誓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迪安·艾奇逊告诉我的事。迪安·艾奇逊说，三十年代初他在罗斯福任职期内做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总统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辞职了。罗斯福曾对他说，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宪法规定辞职的官员，我决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简单地说，尽管我与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旧忠实于政府，忠实于他。我感觉到，他对我抱有同样强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我仍旧相信我可以影响他的决定，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我的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个月后我离开五角大楼的这段日子里，危机接踵而至。北越部队攻打远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军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