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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离开河内,回到巴黎。亨利·基辛格在他们到达一小时后便会见了他们,并将信息传达给我们。我和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在八月八日的星期四午餐会上讨论了亨利·基辛格的电报,认为这是我们曾得到的关于和谈的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给亨利·基辛格起草新的指示,第二天我口授了一封给亨利·基辛格的信。
给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备忘录:你可以将下列信息交给你的联络员,请转交范文同:如果能够推动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之间为寻求解决争端而进行的建设性会谈,美国将愿意停止对北越的海、空轰炸。我们认为,无论会谈公开还是秘密进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不应利用限制或停止轰炸的机会。对于会谈所要达成双方问题解决这一目的,他们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明显地带来抵触作用……美国准备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刻进行私人接触,以寻求以上目标的实现,或商讨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方面希望做出的任何建议。
总统在八月十一日批准了这一备忘录。亨利·基辛格回到巴黎。在巴黎,从八月十七日起,他同切斯特·库珀一起与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切斯特·库珀汇报说:“法国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轰炸正达到破纪录的规模时,他们怎么能够使北越相信美国对和谈真正感兴趣呢。”他们提出是否在他们下次去北越时,美国可以减少它的轰炸,以此作为一个信号告诉河内美国很重视他们的信使。亨利·基辛格和切斯特·库珀答应向华盛顿转达他们的建议,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八月十九日总统同意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四日暂停轰炸河内周围半径十公里之内的地区,以保证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安全,同时向河内证实亨利·基辛格作为中介人的作用。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同时也是我们事先没有考虑到应加以防止的是,就在计划停火日期的前几天,我们对北越进行了一场异常猛烈的轰炸。由于北越的天气不好,因此海军和空军都有一些轰炸任务没有按时进行。八月二十日,当天气转晴时,美军出动了二百多架次的飞机,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纪录。此后,对河内、海防和中国边界的猛烈轰炸又持续了两天。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根本未能成行。八月二十一日,北越拒绝了他们的入境申请,理由是:轰炸使他们在这个首都的访问过于危险。北越接着指出,在这个时间同意他们入境,正如雷蒙德·奥布拉克后来告诉我们的:“将是我们的,最终也是你们的耻辱。”使我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努力又一次悲惨地失败了。
但双方仍使通道敞开着。九月八日,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告诉梅文蒲(音译):“亨利·基辛格将要在九月九日到达巴黎,并逗留十天。梅文蒲说,如果在这期间停止对河内的轰炸,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我们保证那段时间不会轰炸河内,但是对其它地方的轰炸仍在继续,包括九月十一日对海防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在当天,北越用一种愤怒的措辞拒绝了我们八月九日的建议。以下是他们声明的一部分:在对河内的攻击逐步升级之后,在持续不断地攻击的威胁下,美国人传达了他们的信息,很显然这是给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牒……只有当美国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和停止一切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活动之后,才有安排对话的可能。
那天,亨利·基辛格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美国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按照北越声明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关闭美越和谈通道。二、把这一声明看做艰难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的第一步。亨利·基辛格写道:“总起来讲,我更倾向于再进一步。”我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准备提出能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建议时,我们的做法却是如此的蹩脚。
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在两星期前我与W。埃夫里尔·哈里曼谈话时就开始意识到了。W·埃夫里尔·哈里曼此时是国务院的官员,负责考察与越南谈判的可能。他曾建议:如果我们确实对和谈感兴趣,就应该重新确立我们的目标。他指出:北越决不会无条件投降。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需理清自己的思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我们无法避免这个结局。
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赞同。遗憾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努力促使政府官员们就这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把这个建议提交河内。
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九月十二日见面对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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