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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当时，对于我们的做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国务院中的许多人就认为，在撰写美国对外政策的声明上，我们已经越俎代庖，侵越了他们的职能。然而，两者毕竟并非完全相同，并且，他们也不知道，在我以它为依据论说我们的军事战略和防务项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腊斯克审阅了声明的全文。

这样的做法，无非是组织人员进行活动的一种途径，在哈佛之时，我就已逐步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在战争中和战后，我先后将它运用于军队、福特公司和世界银行的管理工作中。简而言之，这种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再根据目标建立一个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整套监测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监视系统，我曾在每一个我所参与管理的组织中这样做了。然后，如果计划的进展出现了问题，你就可以调整计划，或者引进纠正的措施，使计划得到顺利的实施。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

我们立即着手处理一项最为紧迫的事情——重新审查和确定我们的核战略。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已旷日持久，以致于我们无法漠视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与某些军界高层首领——例如，陆军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的观点相反，在国家的防务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越来越依赖于核武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复下了定义，他宣称，美国阻止侵略的手段将主要依赖于“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分地依赖核武器将会堵住我们的退路，以致在大规模的非核武器进攻面前，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将无法应付局面。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道，我们已将自己置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面临战争的危机，我们只能“极不光彩地退却，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报复”。我们决定要拓宽选择的范围，这主要要加强和改进部队的能力，以使其适应非核战争的需要。大规模报复的定义和原则开始改变了，一个被认为可以灵活作出反应的战略出现了，其主旨在于，尽量避免核战争的风险。在摆脱核战争危险方面，我们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建议在北约组织中引起了长达五年的争论，最终，在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后被采纳了。

总之，在开始执政的最初日子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那些加强我们军事力量的计划。直到三月底，约翰·F·肯尼迪才将我们的计划以特殊防务咨文的形式提交给国会。他要求给五角大楼增加六亿五千万美元的经费，这样，我们的计划和措施才开始逐步落实，增强了我们阻止和抵御非核战争侵略的能力。

约翰·F·肯尼迪就职仪式的三个月以后，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已经开始熟悉了部里的事务。但是，仅仅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那份防务蓝图的几天之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它显示出，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运气——并非尽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军队，并在中美洲训练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准备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一年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握了岛上的权力，并且，正明显地将古巴带入苏维埃的阵营。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准备部署对古巴的入侵。

现在，在他就职约九十天后，约翰·F·肯尼迪必须对是否执行这个计划作出决定了。他召集了其顾问人员——总计大约九十人——在国务院举行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听取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意见。除了一个人例外——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对——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对行动表示了支持。这是一项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行动，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也都赞成了这一行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我，尽管并不感到十分的乐观，但也都投了赞成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猪湾，入侵行动开始了。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我们遭受了“完全的失败”。事实很快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间谍人员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中；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相反，古巴人民也并未举行游行示威来支持入侵行动；菲德尔·卡斯特罗神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