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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所忙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然两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40,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地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浑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教授听,大逻辑学家面对千载难逢良机,选择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鲁迅曾经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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