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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向他们提供了援助，但是我们普遍感到，我们应该能做的更多，更有效率。世行是全球最大的发展性机构，它不可能对此置身事外。

如果仅仅是输血式的援助显然是不够的。当一批大米吃完之后，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大米继续送去，除了战时和灾荒时期，它并不可能持续。而如何为这些国家建立造血的功能，却一直是困扰世行乃至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世行历史上，对绝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模式有多次的尝试。麦克纳马拉任行长期间，曾经全力以赴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在他任职内，农业贷款在全部贷款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世行在南美和南亚等地区大力推广西方集约农业，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显示，这些巨额贷款并没有使穷人真正受益，由于集约农业要求农户必须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必须拥有足够的贷款资金，所以真正获益的是那些国家的地主。约占人口2％的富裕地主控制了75％的耕地，真正的穷人很少从中得益。60年代末期，世行开始在全球推广“绿色革命”，这是一项通过改善农用设备、种子和化肥，来达到农业现代化的宏大计划，银行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农药生产工厂、肉类加工厂和拖拉机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进步，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让少数人成为受益者，一些与政府有关的公司获得了这些贷款，1978年，银行提供了9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扎伊尔振兴棕榈油生产，结果这笔贷款被投入到了总统蒙博托的家乡，而合作者的则是他的家属。一些不切实际的农业项目还造成了环境破坏的遗留后果，水库淤积、耕地积水、土壤盐碱成分增高、过量使用化学药品、农业产量逐渐下降等等。

因而，在帮助绝对贫困国家方面，世行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成效却始终不能令人满意。渐渐的，世行的业务部门也越来越不愿意去碰这些国家，事情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世行每年的贷款版图上，那30个来个国家成为了几乎没有任何项目的“援助沙漠”。国际社会对之的涉足也不多，这些国家只能靠有限的救济维持。

2001年10月，我成为常务副行长之后，把第一个注意力就放在了这个难题上。在之前，我已经管理了两年的非洲业务，每次在非洲，目睹种种贫困的景象，常常让我不能自已。在世界银行服务，给我最大的机会是，让我有可能用自己微薄的能力帮助这些人们走出贫穷的恶梦，哪怕只有一户一村。现在，“二号人物”的角色，给了我更大的空间，所以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我就牵头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我在世行的一位同事提醒我，“你把第一步棋子下到这个领域，实在风险太大了，它启动困难，见效缓慢，那些穷国既不能进行正常的贷款合作，又不能进行有效的政策对话，而且存在各种的政策障碍，万一抓不起来······。”

我感谢他的提醒。但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我对特别工作小组提出，要认真地研究这些国家，找到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的方法和与政府有效沟通的模式。我们对这些国家了解吗？我们在执行上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的业务方向有调整的空间吗？如何提高业务部门对这些国家的工作积极性？

我请银行内两个经验丰富的局长来领导这个小组，他们中的一个是研究部门的局长，另一个是中东地区的第二把手。我之所这样做，是想既能利用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能保证他们的最终建议不脱离扶贫实务。

半年后，他们拿出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基本结论是：

――　这些国家虽然极端贫困，但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是世行积极服务的对象。

――　它们的问题与一般低收入国家不一样，要用特别的办法帮助它们。

――　世行内部采取鼓励措施，调动高质量的员工为这些国家服务，同时要提高职员在这些国家有效工作的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分析能力。

――　在这些国家，给予资金支持的同时，要与其他多边组织增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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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贫穷：艰难而天然的使命（2）

基于报告提出的分析与建议，我迅速开展了相关工作。先是在总部设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协调和实施，调派了曾在东帝汶做过国家总理的处长负责；接着，在年度预算分配中，加强对这些国家的行政预算开支，我要求处长每三个月向我直接汇报一次，听取对这30个国家的援助进展情况。这个制度我连续执行了三年；然后，采用人事鼓励措施，到这些国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