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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一场战争。他还以一个律师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他对大英帝国代表团说：“按所有适用于个体之间的公正原则来看，德国人应承担所有损失及修复这些破坏所需的费用。”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英国，他必须确保德国的其他债权国没有夸大索赔要求。“那是向濒临破产的庄园索赔时惯用的老把戏。”

然而，他也是一位政治家。战前，他曾是财政部长，懂得金融和贸易，他知道英国迟早要向德国出口商品，他不想毁灭德国。3月初，威尔逊还在美国，劳合·乔治在午饭期间与豪斯讨论赔款问题。他说他必须向英国人民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在战争费用及赔款问题上愚弄了他们。他承认德国无力支付英法索要的赔款。返回巴黎的威尔逊听说此事时并不同情，并督促劳合·乔治抵制要求巨额赔款的呼声。“在这种危机中，没有比因正义而被解雇更好的事了。”想到子孙后代会高度评价他，劳合·乔治就会感到一些安慰。威尔逊对他说：“我无法奢望在历史上拥有更高贵的地位。”

值得称赞的是劳合·乔治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必须在正义与实用之间权衡；他还不得不重视公众的意见。在巴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部分自由党媒体开始谈论和解，但保守党报纸依然强烈要求大量赔款。北岩爵士擅自决定让劳合·乔治坚定立场，这位报业大王向《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暗示，首相在受亲德势力的左右。

劳合·乔治还发现他在一定程度上受1918年大选的限制。他曾许诺严厉压制德国“直到他们发出尖叫”，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时非常流行。他为德国制订了一张象征性的大额账单：“我们要搜遍他们的口袋让他们偿还。”选举前的最后一次联合声明是这样开头的：“第一、惩罚德国皇帝；第二、要求德国赔款。”许多当选的保守党人都是政界新手。用一位主要的保守党人的话说，这些人“神情严厉，似乎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他们自认为首要任务是让德国人尖叫。4月，当与威尔逊争执时，劳合·乔治收到一份由370位成员签名的电报，要求他履行竞选演讲的誓言并“拿出一张全额账单”。他火速赶回伦敦，并于4月16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驳倒其反对者。他对听众说他无意食言，他们不应该受那个满怀怨恨、自负而愚蠢的家伙的蛊惑——这时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而应该相信政治家们会尽力为人类与和平而努力。临走时，全场掌声雷动。回到巴黎，他对忠诚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完全控制了国会，但没有透露任何和会的消息”。

大英帝国内部也有压力。加拿大支持美国的立场，而澳大利亚要求最大限度地得到德国赔款。休斯讨厌德国人，和大多数同胞一样，他一直认为德国人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威胁；他还认为美国反对高额赔款不合原则，自私自利。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在战争初期赚取了巨额利润，而大英帝国却付出了大量生命和财富。如果得不到大量赔偿，英国将在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竞争中失手。

实际上，劳合·乔治对赔款问题的处理比表面上看来要成功得多。他通过说服威尔逊将抚恤金纳入赔款，使英国赢得了更大份额。通过不在和约中提及具体赔款金额（对此有充分合理的技术原因），缓和了英国及殖民地国家的民意（对德国民意的影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当他私下督促一位杰出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激起人民反对严惩德国的呼声时，他又提供了另一种保障；最后，他设法给法国人分配了贪婪的角色，其中，财政部长路易斯－路西恩·克劳兹是恶棍头子。

克劳兹被克雷孟梭称为“我所认识的惟一一个不懂财政的犹太人”，在回答所有有关法国前途的问题时，他本应该说：“德国必须赔偿。”但实际上，他警告说，不应该指望德国赔偿一切损失。和对许多其他同僚一样，克雷孟梭瞧不起克劳兹。劳合·乔治觉得他冷酷无情：“他满脑子都是债券，根本没有心思顾及人性方面的问题。”连威尔逊也被嘲弄克劳兹头脑的笑话逗乐了。凯恩斯描绘克劳兹，“矮小、肥胖、留着浓密胡子的犹太人，衣着整洁，但两眼游离不定，双肩略微弯曲，似乎总是本能地在向人求情。”他曾竭力阻拦运往饥饿的德国的食物。但无论克劳兹做什么，他都是以克雷孟梭下属的身份做的。如果克劳兹公开要求巨额赔款，就会使法国民众不再攻击克雷孟梭对德国不够严厉。私下里，克雷孟梭承认法国人永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派他最信赖的经济顾问卢舍尔和美国私下商议更加温和的条款。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