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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扩大数倍，王选成了一个演说家、鼓动者、活动家和宣传家。

王选在感动着世界，改变着许多的人，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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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1）

王选一审判决的法庭陈述被称为是“爱的陈述”。王选说：“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能使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从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痛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日本旧军人，把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来，让他们在剩余的不长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人们从王选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受害的和加害者，他们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与宽恕，罪恶与惩罚。王选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题。

王选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选甚至都不想让这场官司结束。她说，结束不结束已经没有意义，官司继续下去会有更大的影响。官司推动了人们对细菌战的认识，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诉讼。

在中国，人们对于细菌战诉讼　“求胜心切”远过于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关注；“民族英雄”的情结替代了对于诉讼本身的认识；爱国者们仍然更多地在网上活跃非凡，以口头论战消耗着热情；远离点击世界的细菌战受害者门庭依旧，媒体成为以受害幸存者为主人公的报道的最大收益者。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他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争创伤在悄然逝去。我们已经需要回到原点，回到为了“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一起点上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　王选说。

同样是细菌战，王选说她和日本左翼人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自己是从人类和平朴素的价值观去做的。这是她能够掌握的，政治是她不懂的。

王选对筱塚良雄充满同情，对一些国人的作法非常不满。她说，筱塚良雄的身体非常不好，又到九十多的年龄。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人多次让他到中国来，让他直接面对受害者，让他一次一次地忏悔。王选认为，这太残酷了。“他的证词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他来中国下跪？每一次忏悔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他已经忏悔过了，就应该让他彻底解脱，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而中国的一些人就是要这样一个下脆的姿态。”王选这样说会得罪一些人，说得有些尖锐，有些不中听，但这就是王选的说话方式——一句话道出事情的本质。但王选说的是事实，是实话，这句话里充满了同情。王选说：

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能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从沉重的十字架下解脱出来。日本老兵通过作证诉说放下了他们的负罪感。他们也是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加害就让他们下地狱，人不能永远带着负罪感生活在世上，他反省了，我们就应该宽恕。

“王选在两个纬度上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对战争的否定，和平是永恒的、正常的状态，战争不断地中断和平。王选能够站在和平与战争两个纬度上定义和平，这和现在很多人的和平观念是不同的。现在很多人容易走向以战争对抗战争，以恶来抗恶。再来一次战争把一切扯平。这是在西方很盛行的模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模式。用和平来制止战争，这需要全力推动。用和平来制止战争是对战争的否定，对受害者的修复，是限制战争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歌如此评价王选。

“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总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选的眼光已经变得更遥远。王选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日本人，他们没有理由来仇恨我们。

中日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事，但也是全人类的事。细菌战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阐述得比较差，没有高度。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已经积累了六十年，这就需要庖丁解牛，找准关键所在一点点分解。王选认为在搞清战争遗留问题时，以前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不全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现在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对话。对话，只有用和平对话的方法。对话，要搞清楚是在和谁对话。王选对现时对日的非理性情绪非常不满，她说，战争已经过了六十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跟谁在对话，我们对此不能没有一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