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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个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团向法庭提供的长长的受害者名单上，一个个在六十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在今天以这种形式活过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一直以来没有人替他们喊出冤声。

为了争取法庭对日军细菌战事实作出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史实，诉讼团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举证：原日军731等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加害行为、受害的发生、加害与被害的因果关系、原告们受到的伤害、细菌战的残酷性以及日本政府的掩盖。由十八名中日专家、当事人出庭作证，他们是：

松村高夫（日本庆应大学社会史教授）、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近现代史教授），证明细菌战的发生、细菌战与日本侵略的关系；

辛培林（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证明细菌战被害的发生；

篠塚良雄（原日军731部队柄泽班、细菌制造者），亲自进行过人体实验和细菌制造；

松本证一（原日军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亲自驾机向中国撒细菌；

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聂莉莉（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证明细菌战的残酷和对人性、人类社会毁灭性的打击；

黄可泰（中国医师，负责宁波的调查）、邱明轩（中国医师，负责衢州、江山的调查），证明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中村明子（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近藤昭二（日本记者），证明原告受害和细菌战的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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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没有败诉（2）

另外还有24名原告多次在法庭上生动描述了自己和周边乡亲们的受害情况。

“一旦（日本）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在判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而王选说：

法庭在没有原告方受害的直接医学鉴定、间接法律公证的情况下，对如此纷繁复杂且年代久远的事实作出全面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法的角度来说是大胆的义举。可以说，法官们最终作为人，听取了被强权出卖和压抑的弱者的呼喊，站到了原告一边。

这虽然是民间提起的诉讼，但它不仅是受害者及其亲属多年压抑心理的一次表述，更是中国公民为世界和平、为人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理性斗争，这意味着国人认识的一次提升。由于这次诉讼，使一些参与过细菌战的日本老兵，能够公开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谴责侵略战争的罪恶，向受害者跪地谢罪，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承认细菌战，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重要的是已经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揭开了日本细菌战的黑幕，让公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这也是一种胜利。

因此，日本有媒体称“细菌战诉讼拧掉了日本人脑袋里的螺丝钉”。日本媒体报道中特别强调判决“首次”的意义：首次认定细菌战历史事实！

“在日本，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细菌武器作为重大历史事实从来不入史，历史教科书中无须记载，连文部省审查制度的‘删改’都挨不上，老百姓几乎都不知道。判决打破了强权的封锁，通过日本各大报社的报道，将这一段历史传达到日本各家各户。事实上，之后在日本出版的一些严肃书籍中，已有专家学者在引用判决中的关于细菌战的内容陈述。”这是王选从日本带回来的信息，“细菌战诉讼也因之具有了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细菌战造成的损害极其复杂，不是单凭想像就能明白的。而且对于包括细菌战在内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害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目前所知的还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历史大部分还沉没在冰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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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1）

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真正反思战争。

追寻历史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劳工奴役，战争并没有过去。只不过中国的反思比日本、美国晚了整整十五年。王选是1992年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武器，那一年她四十岁。“当时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怎么会在四十岁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