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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用酷吏来整顿朝纲，打击游侠和豪强，但令人生疑的是这些酷吏很多原本是无赖或流氓。稍有不慎，这些人便成为害群之马。

汉武帝时的酷吏政治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

公元前130年，即武帝即位的第11年，酷吏张汤被提升为太中大夫，自此后，朝廷用法越来越严苛。

汉武帝任用酷吏的背景，一是朝廷出现了党争现象，*匈奴又刻不容缓，武帝需用酷吏整肃朝纲；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欺压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与封建王朝形成了矛盾；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人以游侠为名。游侠逞雄于市井乡里、救急于人、以义标榜，但也有些游侠形同盗贼，他们在破坏封建法度方面与豪强类似。所以均为酷吏的整治对象。

但值得深思的是酷吏的来源，有的酷吏本就是市井无赖或豪强游侠。如酷吏宁成罢官后变为豪强，酷吏义纵少年时为盗贼。这些人治郡，往往以当地的“豪杰”为爪牙，对百姓为非作歹。这就比如今天的无良保安或治安人员，任人不善，便会成为害群之马。

汉武帝时期还发起了一场运动，即算缗和告缗运动。缗，是穿钱的绳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武帝出此政策，算缗就是规定纳税的办法，告缗就是举报逃税的人。

武帝规定：凡是告发逃税的人，奖励被告人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凡是隐瞒财产或上报虚假数据的，全部财产充公）此令一出，因其奖金巨大，刺激了人们的贪欲，纷纷告缗，商人们纷纷破产，甚至一部分不是商人的有钱人也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告缗运动使朝廷获得了大量财物，缓解了财政危机，但这种用没收财产的方式充实国库，实际上是一种抢劫政策。由于大商人往往身兼官职，因此凭特权可以逍遥法外，真正受害的是无特权的中小商人。告缗运动后，商业受到了摧残，人们不敢攒钱，只想吃喝玩乐，奢侈腐化，对于社会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与此相类似的，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结果不但没能平息物价，反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

它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一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它的连环效应。

掩卷沉思，西汉王朝开国60年和随后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无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武帝前期，西汉政权达到了它最鼎盛的时期，武帝后期，由于武帝的“多欲”和迷信，整个国家出现了纵欲成风和迷信巫术的活动、国家财政也由于连年战争而陷入困顿。这些都为后来的政权覆灭埋下了祸根。这些都足以让今天的人们引以为戒。

由于王莽的“新”政权的出现，汉帝国被一分为二，前期为西汉，后期为东汉。但东汉取代西汉，迎来的并不是气象万千，大部分时间却是因循守旧。观整个东汉时期，除了“光武中兴”短暂的浮华外，更多的时候却乏善可陈，尤其东汉末年，其腐朽动荡比西汉更甚。

第一章：秦砖汉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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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帝国开国的第六十年，政府颁布了一份耐人寻味的诏书：“所有怀孕的妇女每人可以得到国家赏赐的胎养谷三角斗，并免收其丈夫一年的人头税。”这项以人为本的政策，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风平浪静。

公元85年，正值汉章帝执政的尾声。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土上风平浪静。

这年正月，汉章帝关心民生，颁布诏书，规定：“所有怀孕的妇女，赏赐给每人胎养谷三斛，并免收其丈夫一年的人头税”。并将此项规定定为法令。

紧接着，针对吏治，章帝又颁布诏书说：“平庸的官吏说话办事过于做作，似是而非，朕很讨厌他们，也很为他们感到苦恼，踏实稳重的官吏，坦诚且不虚华，可以按月考察他们。如襄城县令刘方，官民都说他从不烦扰百姓，虽然没有其他特别的功劳，但这也接近了朝廷的要求。我曾多次发布诏书，奉诏出使的人不绝于道，然而吏治却不见好转，百姓中时常有人不守本分，问题出在哪里？”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快接近尾声，也许是看到平静的国土上可能暗流涌动。这年春天，汉章帝开始了东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