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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七月，“重庆保路协会”成立，同盟会成员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陆军进驻重庆。

作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的重庆，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重庆商界风声鹤唳，流言四起。一时人心动摇，纷纷抛货求现，引起物价大跌，许多商号倒闭。真所谓“辛亥争路事起，革命军兴，商号业务，竟至折蚀”。

历史又一次将杨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

杨粲三显得非常镇静。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响，他坚信清政府必败，反清革命必胜。

杨粲三和父亲反复分析时局后，决定再次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集中资金，乘物价大跌时大量收购货物囤积起来，静待时变。

等待判决对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对初出茅庐的杨粲三来说就更是如此。虽然杨粲三自认为是胜券在握，但毕竟是倾尽了财力、’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坐立不安。

经历过余栋臣之乱考验的杨文光却老练得多。他内心虽有点忐忑不安，但却依然是读书、写字，不露声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时走进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当年的情景。有关文章记述，杨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时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这样对儿子说：“培英，《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回也许是老天对你的考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尽到了努力，顺其自然吧！来来来，我们下盘棋，轻松轻松。”

杨文光说完，摆好棋盘，端出云子，硬拉杨粲三入座。

时间在焦虑和等待中悄悄流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十一月二十二日，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

随着社会的稳定，需求转旺，物价上扬，杨粲三伺机将低价购进的货物高价售出。一进一出之间，聚兴诚商号赚了十万两银子。

杨粲三很拥护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也给他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所以，当新成立的重庆军政府号召士绅捐款救济饥民时，杨粲三慨然捐助一万两。万县分号也资助过境部队饷银三千两，以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辛亥风潮，使杨氏家族更加殷实，资产达百万两以上。但对此次发财，杨粲三不仅不张扬，反而极力掩饰。据有关文章记述，当时，他常对人说：

“我当时在上海进了那么多货，并不是甘冒风险，有意为之，而是电报局把上海来电翻译错了的缘故，纯属巧合。这次是我运气来了，是‘天凑机缘’。”

杨粲三这种深藏不露的作风颇有其父杨文光之风。杨文光对此当然十分满意。

辛亥革命后，聚兴诚商号的各项业务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存、放、汇兑等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

杨粲三曾利用其兄杨希仲的留日同学刘桂巨任川北盐务稽核所所长的关系，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宁、绵阳、潼川、保宁等地盐税的特权。

杨粲三还乘机在这些地方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在成都设了分号，开展汇兑业务。

到了民国初年，聚兴诚商号兼营的存、放、汇兑业务的总额近一千万两，年收益达十多万两，成为商号最赚钱的一项业务。

在此之前，杨粲三经杨希仲的介绍，结识了重庆铜元局局长李哲夫，两人私交甚笃。聚兴诚商号借此取得了铜元局的购销权。为铜元局代购铜料，承销铜元，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杨氏家族已是人聚财兴，为创办银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挂起聚兴诚银行的金字牌匾

杨氏家族成员中，最早提出创办家族银行的是被杨文光称为“千里驹”的杨希仲。杨粲三则是最积极的拥护者。

杨希仲生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０四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入学仅一年，就因品学兼优被选派赴日留学，进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习。

在日本，给杨希仲印象最深的是三井株式会社。这个以银行业为核心的家族财团实力雄厚，生机勃勃。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