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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实跟智商的关系不大，主要是要有这种“慧根”。有“慧根”是成为天才的基础。我们知道，很多按照智商选拔学生的大学少年班都以失败告终，很多智商很高的神童最终都泯然众人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明白：天才是要有慧根的。

自由支配大脑的能力

一个人有了“慧根”，并非意味着他就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慧根”为独立思考提供了动力，而且是效能极大的核动力。不过，正如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被捆住了手脚也难有作为一样，人的大脑要进行独立思考必须得有可供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可以说是独立思考的外部环境。

很多人的可悲之处，便是即使有“慧根”，有思考生命、宇宙与社会的强烈愿望，却由于功课繁忙，工作繁忙，或者环境所迫，根本无暇去独立思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思考的乐趣往往会被牺牲掉。

比如为了生存，王小波只好去下乡插队，去忍受无书可读，无法享受思考乐趣的痛苦。而众多有慧根的学生为了读大学，被迫坐在课堂上听老师乏味的讲课。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根本就不能供自己自由支配，他也就根本无从独立思考。

我写过一篇《大脑争夺战》的文章，说的就是这种悲惨的景况。

从我学会发呆想事起，我的大脑就被人接管了。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稍稍可以让自己的大脑自由活动一下。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无聊的算术题并对一些垃圾文章做无穷无尽的结构分析。六年级的时候，我实在抑制不住发狂的想像，便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写一些武侠、流浪题材的小说。

进了中学，小学时写的什么武侠小说，流浪汉小说统统收藏起来，开始研究议论文的模板以及高分秘诀。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脑袋已经被冥冥中的某个阅卷老师接管。然后，物理化学这样的洪水猛兽来了，我清楚记得化学老师对我的央求，“你及格一次吧”。可是，对我这样一个铁了心要当作家的人来说，那堆化学符号百分之百属于浪费时间。我也记得物理老师对我的威胁，“你再不做作业，肯定考不上大学”。好在后来分了文理班，老师与我落了个皆大欢喜。

大学跟中学并无本质区别，一群乏味的老师讲一些乏味的课程，而且对点名乐此不疲。课堂之外，又是没完没了的英语，考级等等。留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实在有限。我清楚记得有一门世界上最尖端的学问叫“汉语音韵学”，这门课世界上只有不超过20人在研究，倒霉的是，我们系就有这样一位德高望众的前辈，连系主任都让他三分。所以他的课年年是必修。我在他的课上补足了所有午觉，而他，则不动声色的在我的分数上渲泄一把。

终于工作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地方电视台，在这里，我的大脑又被台里、市里的领导们接管，每天写一些诸如“市委X书记指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文字。采访完毕，像猪一样的被赶上餐桌，喝得有些酩酊之后，又像猪一样被拉进卡拉OK厅，跟着一群乱七八糟的人一起哼哼……

后来回到北京，为各种背景的电视机构服务，此时，脑袋又被老板以及各个有审片资格的领导接管。每天写的东西，经常让我有呕吐的冲动。

说起来很可悲，我竟然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能够尽情地发呆、尽兴地胡思乱想、自己支配自己大脑的自由奋斗了好多年。而更可悲的是，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大脑注定还会经常为别人所支配；我想如果此时，老马（注：马克思）乘时光机而来，他肯定会对我说，兄弟，你正是我150年前描述的，被病态社会异化的可怜虫。

想想我们的父辈，情况比我们更糟。他们的大脑被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所接管，他们不知要比我们这代人痛苦多少倍。在《思维的乐趣》这篇杂文中，王小波记述了其父的这种命运。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