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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跟这边的一个护士好上了，把那个女人给甩了，那个女人跑过来找舅舅要他赔偿她什么青春损失费。其实舅舅也真是的，人家都三十多了还没结婚，不都是因为他，弄到现在，他又把人家给甩了。她说到这，我突然做贼心虚，因为我正准备把分手的事情说出来。我想等她把故事讲完了再说吧。我说我在意料之中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故意装做很他妈轻松的样子。但是余霞突然说了句，我知道你今晚找我肯定有别的什么事。我说是的。她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我被她这句话吓了一跳，我说那我就不用说了。她说但我还是想听你说一遍。我说那好吧，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她突然在我面前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

高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一所破破烂烂的大学，读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专业，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有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事到如今，我的朋友里面也就只剩下宋棵一个人了。我觉得这种偶然的几率实在是很小的，可是偏偏就被我们俩给碰上了。按照正常的概率计算，我们再在一起的可能性基本上为零。李小书和秦欲晓的死带给我们的阴影久久难以抚平。就像我一个朋友所说的，我们一路上丢失了太多的朋友。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的速度和节奏都和我们保持着绝对意义上的平衡和一致，此外，还有方向上的偏离。

那是在一个傍晚，我在去小鱼老师家的路上，想起了一些杂乱无章的往事。就是在那天傍晚，当我到了小鱼老师的教职工宿舍门口，习惯性地弯曲食指和中指轻轻敲门的时候，突然听到细瓷碎裂的声音，像一缕微弱的气流，被我吸入鼻孔，而不是钻进耳朵，然后通过呼吸道，抵达我的肺叶和丹田。但找不到声源，确切说，我对声源的确切方位丧失了准确无误的判断。当然，这只能表示我对声音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以致于产生虚幻和错觉。要知道，竖在我面前的防盗门无非是一张废铁皮，上面的绿色油漆基本上已经裂开、皱卷和脱落，整个门面锈迹斑斑，手敲上去只会发出沉闷的声音，短促、无力。

可能是因为紧张，我迅速缩回右手。或者源于心虚，到现在我身如枯木地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小鱼老师的宿舍外面，我都没有清醒的意识，证明我拎着礼物（其实不过是一幅金箔画：喜上眉梢）来小鱼老师这儿的真实目的和意义，似乎这只能加深我怀有某种深藏不露的动机。要不，那个身材矮小的家伙（楼梯口里的光线太过昏暗，他从下面哼哧哼哧爬上来时，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看到的只是他矮小的轮廓）从我身边走过时不至于蹭了我一下，然后回过头来，用那双怀疑的目光翻箱倒柜似的把我从上到下翻了几遍，就像是我们在高中时做的化学实验，用PH试纸验证什么东西的酸碱性，我料想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神秘。

我重又敲了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把头探出门外，微笑着问道：你找哪位？我说小鱼老师在么？她说在，然后回过头喊了句“小鱼，有人找。”小鱼老师穿着粉红色（或许那根本算不上粉红色，实际上颜色要比粉红色深一些，并且混合了紫葡萄的浅色）衣裙，踏着双棉拖鞋，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我装作很自然的样子，笑着说：嘿，好啊，小鱼老师！她忙说你好你好，e　in，e　in。

严格说来，这儿的房间不是很宽敞，而且缺乏光线。两间卧室一间客厅，住着三个人。小鱼老师单独住在西面的一间小卧室里，摆上一张床一张书桌，几乎没了站的位置。好在南面有个阳台，晾晒衣物很方便。另外两人一起住在较宽敞的那间卧室里，中间用一条幕帷隔开，跟窗帘的作用差不多，但看起来总觉得很别扭。后来，才知道那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已经有了男朋友，听说是附近一所军校的老师，周末常到这儿来住。给我开门的那个老师蓄着一头长发，很漂亮，面目和善，在这一点上，她跟小鱼老师挺相似。

坐在小鱼老师的房间里我觉得有点不自然，这跟我当初踏入这所校园的最初一段时间类似，在我看来，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她倒了杯热水放在我面前，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大堆什么酸梅啊日本豆啊什么的给我吃，多数都是甜食，我吃不下，只是出于礼节性的品尝一点。我们谈得很投机，我觉得我跟她真有点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后来我为自己用错了“相见恨晚”这个词骂了自己不知多少遍，我想我真他妈混蛋，厚着脸皮用了这种不干不净的词，居然脸不红心不跳。我乐得屁滋滋的把这话说给宋棵听时，宋棵差点没骂我个狗血喷头：靠，你的脸皮真是越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