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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对这些人在先前的祭奠表示感谢，也因为如此，他的身边常常都带着一个小跟班。用十岁的李既望做幌子来认识一些人，打点一下关系之类的，许宣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毕竟眼下他的身份似乎有些像这孩子的监护人了。而对于这些，鲁氏也并没有表示反对。大概在这妇人的心里，对许宣还是存了些警惕的，也希望李既望能够多在这些场合走动，多长点见识，不至于将来临仙楼的产业被许宣霸占过去。

对于她的这些心思，许宣自然也明白，但也只是一笑而过，并未介意。说实在话，同他胸中的格局相比，一个小小的临仙楼其实根本不值一提。鲁氏一个妇道人家，出于本能的某些心思，倒也不能说坏，都是人之常情。

而在许宣这里，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便是让自己正式走入一些场合，出现在一些人的视野里。以后他要做的事情大概会很多，身份这种东西，也是时候应该开始着手打造了。毕竟要想快速在商场上立足，获得他人的认同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一番走访之后，收获倒是不小。原先他对这个时代徽商的一些情况，除了自己的感受之外，更多了解自一些历史或者商业书籍。这些书籍因为撰写者的立场和目的不同，对很多东西的讲解并不全面，疏漏也很多。一段时间的走访之后，他除了在很多商贾面前混了脸熟之外，更多的是对如今徽州商业的格局有了一个整体上的认识。

随后便觉察出不小的问题来。如今徽商已经开始繁荣起来，虽然真正如同沈万三那般富可敌国的人物暂时还未曾出现，但很多东西也已经铺开，只要保持眼下的节奏发展下去，前景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商帮，正在慢慢酝酿成型的过程之中。这些事情，不只是他，但凡有些见识的人都能看出来。

徽州的很多大商贾，虽说是生意人，但是因为读了不少书的缘故，价取向都偏向儒家。儒家学说里面礼、义、廉、耻之类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当然，比如鲍家这般恶名在外的例外情况也有，但实际说起来，鲍家原本的名声其实并不坏，甚至说有些美名也是可以的。只是到了鲍明道、鲍明理这些后辈长大之后，才被搞臭了。

在鲍家起家的老一辈中，很多人还是同徽商的整体的格调一致。比如鲍明道的祖父，就曾捐助过一些有家境贫寒却有才名的穷苦书生。从许宣如今的角度看，鲍家的举动内里虽说有一些投资的意味，但更多的其实也是对有前途的晚辈进行一些善意地提携。鲍明道的叔爷在徽州府这边捐资造过不少桥梁，鲍明道的大伯年轻的时候，斥资五千两助当时县尊修路，这些其实都算是功勋，一笔一划都在县志、府志上有过记载。

但表面的繁荣背后，深层的问题也不少。从后世看来，支撑徽商走向巅峰的还是生意人的人生哲学同儒家传统思想的结合。身为生意人，却重视儒家传统，如果站在某个高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然会获得不少正面的评价。后世对徽商用以“儒商”的美名便是因此而来。

但是就本身的商业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商业的发展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之类表象化的东西虽然也是必要，但内里很多时候所遵循的其实还是竞争的原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总之比较残酷。而儒家对这些东西是不提倡的，因而遵循这些传统的徽商，虽然达到了辉煌的高度。但是也因为如此，当这些传统的东西根基遭受到动摇之后，徽商便也开始迅速衰败下去。

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在明朝末年，清军入关之后，商业领域最大的获利者是晋商，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徽商曾一度被压制到几近覆灭的程度。随后满足汉化程度加剧之后，儒家传统经过动摇、改造之后慢慢恢复，徽商才又一次振兴起来。一代代的徽商人将这支商帮推向了辉煌的巅峰，甚至在某些时期，徽商的整体财富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十分之四。无徽不成镇，更是有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之类出类拔萃的人物，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外来资本的侵袭。

但是，依存于传统的的商帮，在清末儒家传统再一次面临颠覆的时候，毫无意外地又一次陷入低谷。在许宣的那个时代，残存的徽商一直呐喊着崛起和振兴，但是并没有找到可行的出路，因此所谓的振兴一直步履维艰。

另外，商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便是资本流通。

富有的徽商对这些并不看重。有明一代，徽州商人因时乘势，际会风云，在商业领域大展身手。杭嘉湖的丝绸棉布，扬州两淮的食盐，景德镇的瓷器，徽州本身的竹、木、茶、漆和文房四宝，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