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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看历史的，而这种距离感既标志着娱乐小说的历史性——个人性从其中消隐，而历史则浮出水面成为关心的首要目标；也标志着它的历史性的贫乏——历史既分解为个人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可把捉的东西，又成为一种在它的不可理解的对象性中表现出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作者在一种离奇的对历史总体的观念中陷得有多深，在这里就表现的多么奇怪。历史既是人的活动的总和而是可以认识可以改变的，又是一种离奇的以自己的固有本性运动的不可理解物。所以在这里频繁的出现一种意志的热狂就不奇怪了。唯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热狂才能和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战斗，历史本身在这里表现的越像是热狂的意志的产物，也就越多的脱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正如夜晚坐在明亮的屋子里的人隔着玻璃向窗外张望时会发生的那样，屋外既然一片黑暗，那么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对于这些小说，有一类细节正好显示出这种关系，那就是主角在现代的生活。许多小说都说明了主角在现代的下层生活，这一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展示了作者在把主角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方面的努力。现代的自己和笔下主人公在现代的生活在想象中的合一加深了作者与主角的互相关系，而读者也在阅读这一小说的时候体验这种关系。这正是许多小说的特点。而这几部最出名的架空历史都不同程度地遗忘了这一点，这正显示了小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新宋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彻底。石越回到古代的过程被略去了，对现代生活的记忆没有了。阿越一开始就把主角和自己断然分开了，并对主角和自己的分离有清楚的意识。而对比书评中有些把主人公和作者混为一谈时发出的抱怨，这一点显得尤为有趣。分离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阅读的主要兴趣不再寄托在主人公的地位上——这种直接和主角的关系合一的阅读趣味正是娱乐小说的一种天然形式——而更多的寄予时代。虽然由于推动情节的源头的现代意识保存在石越一个人身上使得他仍旧是小说的中心，但石越在改变时代这一问题上的形象却一直是暧昧不清的。这一暧昧不清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缺点，相反，这是新宋的巨大优点。这种暧昧来源于对于现代和宋代中国的明显分离的意识和力图楔入的过程。我们姑且不评论小说对政治的认识怎么样，而专注于对于知识与历史关系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暧昧不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意融入历史的态度和对长远政治目标的有意识的拒绝回答。

这种退步标明了从一种对于历史的当下关系中的抽身而退。这意味着让历史自己展示自己，而不是在幻想中去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这种抽身而退保留了对于历史的楔入——我们仍然跟随着主角进入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并以一种投入现实生活的自然兴趣而投身这个时代——自然的兴趣一般来说总是比理智的兴趣强大的，同时又保持了应有距离。我们不是历史的主人，正如我们不是现实世界的主人一样。我们满怀着一种近似童稚的天真无邪的目光去打量它而不带有鄙俗的征服欲望，我们又以一种合理的融入的姿态进入这个世界而意欲对他有所帮助。这就像是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的兴致勃勃的游览，好奇又不失节制。所以，知道有一位mm因此对宋史产生兴趣对于我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投入历史的方式本身也同样值得注意。资本主义的诞生一向是几乎所有历史架空的主题，但石越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的。在随笔中，阿越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明显的拒绝。因此，小说面对历史与现代的问题只是做了经验的，具体的改变，即使对于观念，也是尽量在分离了现代性的偏见以后来传达的。对于顽固的资本主义论者来说，小说的主角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先知，在无人的旷野高呼：“资本主义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改悔。”同时又要充任弥赛亚的形象，用火和圣灵为人施洗，并带给他们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天国。但新宋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阿越明显的经验主义特色使得他拒绝这样的大词。所有的东西，科学、某些政治制度，都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历史的发生的所有因素构成的结构，而阿越做的是要击碎这个结构，从中挑选觉得需要的，融入小说中去。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具体的危机，一切改革都是目前的改革，而历史的终局归于未知，而石越本人，则作为一个既要带来新的转变，也要保留所有剩下的关于现代的秘密的保存者的新时代与旧时代的秘密的中间人。

对于宏大的历史理论的缄默就如同对于一种赤裸裸的征服欲望的拒斥一样，使得新宋能够尽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