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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投资的救市方案一出，有权力划拨这笔巨额资金去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变成了全中国人的目光焦点。各地政府带着项目火速跑“部”进京，希望分得一杯厚羹。

盛况如何？《法制晚报》的描述是：“从那一刻起，这个位于月坛南街的部委门前，便再也没有安静过。一时间，周边酒店爆满，复印店忙得连轴转，小卖部中华烟的销售量直升，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率先拉动了发改委周边的内需。”

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暂且将理论问题搁置一边，倾举国之力渡过经济结构改革难关之时，重温*同志的“猫论”也许能让人释怀，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让中国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就是好企业。

由此逻辑原点出发，不论国家经济主义如何，既然路径依赖无法摆脱，只要能够有助于建立中国的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只要能够扭转资源的低效配置与错配情况，我们不妨认可这是上百年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历史原点，以摆脱革命、新朝轮回的历史宿命，唯有如此，中国式改良才有切入经济体的契机。以国家经济主义作为出发点进行市场化的改良，同时引导各种力量对国家经济主义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也许是目前唯一的改革路径。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1）

国家经济主义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是间接质疑，而非直接*。到目前为止，经济界的遭遇战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外围进行，主要议题是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

社会各界有两次理论*战。

第一次国资流失*战在2005年达到高峰，*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声讨激起巨大的声浪，大部分民众激动地支持*先生，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并以亲身经历的种种具体事例为之作注。虽然郎先生以其海归身份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实属肤浅，他认为国有企业不缺乏效率而是缺乏信托责任，只要引进英国国有体制就万事大吉，这让所有经历过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时代的本土人士和熟知欧美国有企业改革历史的人嗤之以鼻，但他反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坚定态度，却让他赢得了英雄般的喝彩。

第二次*来自于市场草根阶层对市场派经济学者的*，举凡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享受过被扔臭鸡蛋、烂番茄的待遇，其中尤以张维迎与茅于轼诸人为甚。这一次*同样以草根人士大获全胜而告终，经济学界所支持的效率至上而后解决公平的观点遭到唾弃，此后在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等各个方面，效率再也不是考虑的唯一指标，甚至不再成为主要指标，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在为国家经济主义添砖加瓦。

这两次*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第一次*公平派的胜利，不可能引出对效率的质疑；如果没有对已有改革指导理论的质疑，也不可能出现第一次的*战。敏感的社会大讨论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前30年建立改革合法性根基的效率论被公平论代替，显示社会发生深刻的裂变。公平与效率，本不应矛盾的矛盾体、本不应对立的冤家，却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出现如此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原有的路径偏差太大，社会处于纠偏的关键时刻。

*2005年对“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提出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引发应者云集，舆论对于MBO一边倒的抨击，说明中国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机。或者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