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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队里当时比较民主，然而我每次离营外出，都感到是跌回到了老的南方。我可以到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廉价商店买生活用品，只要不在那里吃东西就没问题。我也可以到大百货公司去购物，他们会收我的钱，但我不能用里面的男厕所。我可以在街上散步，但不能看白人妇女一眼。

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地训练期间，那里唯一的黑人教堂在盖恩斯维尔市，距我们相当远，部队长官很动脑筋，派了一名白人下士司机开一辆半吨卡车送我去教堂。我在那里跟当地的浸礼会教友一起又唱又拜。第二个星期天，下士指出，他为了送我上教堂，他自己没法做礼拜。他问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进教堂去。教堂的黑人牧师很和蔼，他说，他当然竭诚欢迎这位下士一道做礼拜，可是一旦当地的白人居民知道一位白人进黑人的教堂，也许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最好还是请他在卡车里等待。我父亲的担心，布鲁克哈特上校的告诫，我希望看不到的现实，都硬是挤进了我的生活。这荒唐的社会准则竟不许可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或是进一家餐馆吃饭，或者共用一个浴室。

当时，种族主义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心理上寻找一条应付之路。我开始给自己排列轻重缓急。我的目标首先是在我的军人生涯中取得成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衅，我不能让自己毁于愤怒之火。既然南方人坚持荒谬的生活准则，我就权且充当他们分派给我的角色。如果我被限制在球场的一端，我就在球场这一端成为明星。不论在军营之外遇上什么事，不论尊严受到多大伤害，不论遭到何等不公正的待遇，都不能阻碍我的努力。我不能因为不让我打全场而使自己在感情上变残废。我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使我相信我低人一等。我不会让别人对我的看法成为我对自己的看法。种族主义不单是黑人的问题，它是美国的问题。在美国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不会让别人的傲慢把我变成一个牺牲品，相反，我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有时感到受伤害，我愤怒不已，但总的说来，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挑战。我就接受挑战，做给你们看看！

别动队学校结业后，我报名参加了空降训练。这时，体力已受到很大消耗，体重下降，还因为在一次山地滑行时扭伤了腿而忍受腿部炎症之痛。我对腿伤一声不吭，只是悄悄用抗生素软膏擦伤口。我决心不让自己掉队。第一周，是从几英尺高的伞降教练器上跳落地面。第二周，从25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往下跳，我惊奇地发现降落伞真的管用，没有让我摔成肉酱。第三周，我们登上双发动机的C…123运输机飞上天空。当我站在机舱口，迎着扑面寒风，等候跳伞教官的口令时，心里直打寒战。要跳进茫无边际、一无所有的境界，那可不是人心灵深处的本能所乐意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两天里跳了5次。

“绕绳下崖”，“求生滑行”以及从飞机上跳伞，回答了我想人人都会悄悄自问的一个问题：我有胆量吗？我是怕做这些事的。假如我再也不需要跳伞，那再好不过了。然而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对此从来不曾有任何怀疑。当在前进路上碰到艰险时，我通常都自告奋勇，第一个迎上前去，这与其说是有勇气，莫如更确切地说是敢于面对现实。这种经历是一生中值得庆祝的大事。人们面临危险而又共同征服危险，这种危险就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战胜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空降训练结束，我们集合在跳伞塔下的操场上，一个个笔直地站着，脚上穿着“科科兰”牌的商业跳伞皮靴（这是自己掏钱买的，因为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伞兵都不愿被人发现自己死了还穿着军用皮靴），接受伞兵的翼形徽章，把它挂在胸前，与黑色—金色的别动队员徽章并列在一起。我们已经不只是步兵，而且是“空降别动队员”。在整个美国步兵中，没有比这一称号更值得骄傲的了。

放假时我回家了，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归来。从南方腹地回到纽约昆斯区，从军纪森严的部队回到无拘无束的平民生活，从健壮的同伴身边回到父母和亲人们的怀抱。我急不可待地到纽约市立学院探望“潘兴步枪会”的会友，让他们看看这一个老会友在5个月内发生了多么不平凡的转变。他们喊：“科林，当上空降别动队员啦！”这时我可以看出他们眼内的惊喜，我为此而陶醉。我21岁，走上了人生的起跑线。我有了一个女朋友。我父母也为我而骄傲，只是在我讲怎样跳下飞机时，他们吓了一跳。这时，我就要出国看世界了。我奉命要去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驻西德的第三装甲师。在那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