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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来？”“亚拉巴马。”“嘿，欢迎你来美国，只希望你平安过境。①　”

尽管有这些插曲，1957年夏训仍不失为我的一大胜利。我回到我女朋友身边。我带着我的奖品回家，让家里看到了他们从未在我身上发现过的东西——我终于有出息。我还发现自己具有领导能力。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人来说，这一发现可不是一件小礼物。

返校后，我继续努力上进，军训成绩全优，别的功课成绩平平。在暑假之前，布鲁克哈特上校已经通知我，将由我接替布鲁克斯，担任全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团团长。全团当时有1000人。我还当选为“潘兴步枪会”会长。我希望像前任会长布鲁克斯所做到的那样，在下一届全市校际比赛中夺得双冠军。我自己领导正规动作队，把特技动作队委托给一位风度不凡的队友约翰·帕多。

可是，我很早就意识到特技队在失去它的优势。约翰当时为女朋友问题分心。有些队员向我反映说约翰的心思没有集中到日益逼近的比赛上。我想过撤换特技队的领导。最后的办法是我自己把它管起来，因为我有过上次获胜的经验，可是约翰总说“我能干好”。我记得那年的军事操练比赛是在第三六九团的训练场进行的。我领导的正规动作代表队蝉联冠军，可是特技队输了。我们总分屈居第二。我生气，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气。我对不起特技队，也对不起约翰·帕多，因为我明知约翰准备不足，在这方面我比他强，却还是让他上场。

那一天，我吸取了一条教训。这教训不论是对一个简陋的操场上的军训学员，还是对五角大楼的一位四星上将，都是适用的。我懂得了，当主管，就意味着作出决策，不论是多么不愉快的决策。如果行不通，就修正它。这样做，你才会赢得那些在不利形势下吃苦头的人们的尊敬。通过这次院校军事操练比赛，我懂得了决不能有辱使命，不能为了照顾一个人的面子而让多数人付出代价。多年以后，我在五角大楼时，还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写着这一教训的字条，文字也许不雅，却简单明了：“负责任有时意味着炒别人的鱿鱼。”

那一次的小挫折并没有给约翰·帕多带来致命后果。将近30年之后，我住在迈尔堡时，有一次我们“潘兴步枪会”的老友们在我那里聚会，当时我是副国家安全顾问，帕多已成为纽约一位著名的平面造型设计师。我俩和另几位已步入中年、大腹便便的老伙伴一起给迈尔堡的官兵们作了一次稀罕的表演，手脚不太灵便地在我的住所门前重新演练了当年的对空射击特技动作。

我们这些老战友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托尼·德佩斯、马克·加塔纳斯、里奇·戈德法布、贝尔·斯科特、约翰·蒂奥洛戈斯等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退役上校。还有一位是萨姆·埃布森，黑人，他升到了中将。有几位留在军中服役的会友在越南牺牲了。大多数会友没有留在军队，他们在各自的非军事领域中都很有成就，帕多就是其中的一个。70年代初，由于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纽约市立学院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都被扼杀了。我深感遗憾。这不仅使我们军队失去了在老城区培养军官的一个途径，而且还剥夺了老城区青年人通过军训锻炼身心以及为祖国做有益贡献的机会。太可惜了。

1958年6月9日下午8时整，我走进了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兹礼堂，宣誓入伍。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有一天我父亲走进我的卧室，坐在床边上，眼睛闪烁着光芒，递给我一个信封。他和我母亲从我童年时就为我攒了一笔钱存在银行，这时全部取出给了我。共600美元。我有钱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闹市区的莫里·卢森堡服装店——纽约公认的最好的军装店——去装备自己。

第一军乐队一开始奏乐，我身穿特制的新军装，走过我父母身旁，登上了阿罗诺维兹礼堂的讲台。我和几位同年级同学宣誓：“我，科林·卢瑟·鲍威尔，庄严宣誓，我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反对国外和国内的所有敌人，我愿恪守军人天职，忠于职守，愿上帝保佑我。”今天，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愤世嫉俗的时代，对表达爱国主义的言词感到有些别扭。可是我在几乎40年前宣读这一誓词时，从头到脚都感到庄严肃穆。今天依然如此。

由于我是“优秀军训毕业生”，我被授予正规军衔，而不是后备役军衔，这意味着我要服现役3年，而不是2年。我欣然接受了。

对我来说，学院第二天的毕业典礼没劲透了。授衔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和几个小伙子一起出外庆祝。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同学们经常聚会的翠绿酒吧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