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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武帝显得很斯文，他在诏书中提道：“假如谈论‘无佛’，应该设立一些论点，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论证它的宗旨以辨短长，就佛理以屈佛理。那么‘有佛’之理站不住脚，‘神灭论’就自然可以大行其道。”没想到，对此建议范缜竟然积极响应，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将《神灭论》重新改写，整理出31个问题及答案。这一下弄巧成拙，范缜的论点清晰，论据全面，论证有条不紊。

武帝赶紧组织“王公朝贵”64人，口诛笔伐，一共发表75篇批判《神灭论》的专题论文。这确实有点以势压人的味道，说是人海战术或文化围剿都不为过。没想到范缜仍然从容应对，其势头始终不减，所谓“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可见此人辩才好生了得！

据《弘明集》卷九载，曹思文是一位东宫舍人，在本朝以能言善辩而著称。然而，面对范缜的“微言高论”也显得力不能支，在费了一番口水之后，不得不口干舌燥地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很多史学家们认为，梁武帝在与范缜的斗争中不择手段，最后用皇帝的权威硬将范缜的学说压下去。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情况是，这场辩论似乎是范缜的“神灭论”占了上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武帝表现得很宽容，既没有对范缜进行任何形式的贬黜，也没有以官方的名义禁止《神灭论》的流通，更没有对这位浑身长刺的臣下进行肉体上的“修理”，还让他在国子博士及中书郎的闲职上消磨了剩余的时光。由此看来，武帝的胸怀，远比后世那些玩弄“文字狱”的帝王们敞亮多了。

梁武帝即位的第15年，范缜病逝，享年65岁，有文集15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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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们的咒语（1）

在详述梁武帝如何推动三教同源这个敏感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简单情况。佛教的传入，确实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的过程，如同一个婴儿，最初的几步艰难而蹒跚。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尽管佛早于汉或汉代初期传入中国的学说向来不少，如三代（夏、商、周）以前已知佛教说；周代传入说；孔子已知佛教说；战国末年传入说；先秦已有阿育王寺说；秦始皇时有外僧来华说；汉武帝已知佛教说；刘向发现佛经说等。但这些说法都难以令人信服。

佛教得以传入，最初应该感谢西汉帝国的一对君臣——汉武帝和张骞。因为当时，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备受匈奴人的威胁，西域与汉地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这个凶悍而贪婪的民族所阻隔。我们知道，在当时源于印度的佛教不可能跨越海拔8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系传到中国，而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通过西域。佛教从释迦牟尼时期起，一直到阿育王即位之前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的地区性宗教。但是阿育王改变了这个现状，他用“法”的征服，将佛教在全印度进行推广，并以政府运作的方式，同时以南、北两个方向，向周围的邻国进行传播。这个计划的实施显然是顺利的，其成效也非常显著。在阿育王身后的几个世纪里，北传佛教，迅速地被推广到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安息。大月氏也很快在其被征服过程中，接受了佛教。到此时为止，这些国家俨然已是佛教的热点地区。但是，佛教继续向东传播的进程，却遇到了与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障碍——匈奴人的阻挠。

当然，汉武帝倾力打击匈奴，和张骞两次奉旨西行，显然不是为了佛教传入的方便：此时的汉武帝，可能还不知佛教为何物。但他们的行动，使匈奴人的势力受到有力地遏制，并渐渐走向衰退。随后一段时间里，大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也建立了很好的外交与通商关系。这种商务往来所经历的路程，后来被誉为“丝绸之路”。其实，这条以商业往来为主的“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佛教传播的黄金通道。

接下来应该感谢的，就是一个原本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人驱赶，一直西迁到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北地区的那个叫做大月氏的民族。大月氏与汉朝的关系非常好，佛教传入中国与他们有重要的关系。这个民族，在公元1世纪还曾入主北印度，成为贵霜王朝的主人，它的君王迦腻色迦王，成为继阿育王之后，卓有成就的国际佛教推广者。

从玉门关、阳关往西，一直到达葱岭以东，北到天山以南，南到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汉帝国称为西域，这一带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后来被称作西域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包括了中亚、西亚的部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