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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同当作神仙来祭拜，所谓“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楚王刘英至桓帝约100年的时间里，帝国内部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与本土文化“和平相处”的“浪漫”景象。

其实，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以“金人”（佛像）来吸引中国人眼球的。此间，虽然陆续有经典传入，但翻译量不大，即使有翻译，也借用了一些与道家类似的文句与意义。所以，容易让人误解佛教与道家学说同出一脉，而很难显示其本来的面目。这种结果导致在初期阶段，人们将佛、道两种信仰杂糅在一起，佛、道兼信。当时的儒、道两家，也认为佛教是神教，称释迦牟尼是“胡神”。

再后来，就是白马驮经的传说了。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是随汉使们回到洛阳的。关于这两位僧人是否在汉时来到过洛阳，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此后，来到汉地的西域僧人越来越多则是事实。寺院的起建，以白马寺为最早，也是可信的。但是，当时的白马寺，应该只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从其职能看，或许称为“国宾馆”更为贴切。事实上，白马寺是专门用以安置来自西域的僧人，并为他们的译经活动提供的专用场所。只是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被取名为白马寺，存在很大的争议。到了西晋时，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汉译场所，当时被称作译场。

“菩萨”的大手笔（1）

就在东汉晚期桓帝在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大行祭祀的400多年后，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的四月初八，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领包括道士在内的两万余人来到寺院。这一天，他宣布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决定，公开宣称自己即日起舍弃道教皈依佛教，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自主持佛教###。这次###的举行，标志着大梁帝国的兴佛运动被梁武帝亲手揭开了帷幕。

四月初八，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佛教徒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梁武帝选择这一天举行这般###，当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广弘明集》卷四记载，在这个国家级的###上，武帝亲自作了一篇《舍道事佛文》，大意是：我大梁皇帝萧衍，稽首①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学说，熏染邪法。现在善因成熟，弃迷知返。在未来世中，如果成为男子，一定在童年出家，以弘扬佛教，度化众生，使其共成佛道。宁可在正法（佛法）中，生生世世沉沦恶道②，也不愿意依老子的说教，暂时得到“生天”③的果报。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充分表达了梁武帝在皈依佛教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后来众多佛教论文中的第一篇。从这次历史性的宣告中，我们仿佛听到他的所谓忏悔。字里行间让我们感觉到，他以前信奉老子是个绝大的错误，今后决心改邪归正。他的忏悔，与700多年前的阿育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700多年前，阿育王在羯陵伽之战后，受到佛教的感动，对自己为了征服更多的地区而采取的残酷杀戮感到后悔，于是进行公开忏悔，同时将这些忏悔的语言留在石柱上。①相比之下，翻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