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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吗？《家春秋》不就是一部张扬个性，反抗封建束缚的现实主义作品吗？要表现社会的荒诞性，无意义，难道不可以去创作浪漫主义作品吗？

笔者在本书中创造了大量定义。它们能否被人接受另当别论。但是，笔者在创造定义时遵循的原则倒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就是严格的操作性原则。一个定义必须是可以操作的。文学现象很难下定量操作的定义，至少下的定义能够定性地操作。它们不应该包括价值判断、功能分析在里面。换言之，你拿一部小说来，单纯地看这部小说，其中拥有某些因素，或者不拥有某些因素，从中判断出它属于哪种门类，这是最客观，最能检验的定义。

第四卷：科幻的艺术规律　第二章：创作方法研究（1…2）

除了专门的创作方法研究外，文学理论中还有一个部分与此相关，就是叙述逻辑的研究。研究者从大量文本中提取一些套路、模式，将它们作为叙事结构。由于本卷第三章重点谈这个问题，在此不作详述。与本章内容有关的是，无论叙事学者怎么划分叙事结构的类型，必然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套路和模式？是因为小说作者很有天赋，创作了这些套路？还是相反，作者缺乏天赋，只能在这些套路中因循守旧？其实，之所以存在着这些可以游离于具体作品之外的叙事功能、叙述结构，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本身便存在着类似的规律。“人际的抗拒与调和”、“奋斗追求，斗争与任务的执行”“邂逅分手、迁徒流离、相会相失”（（《文学理论要略》童庆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4页））等等，本来便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作家们只不过是把这些规律抽取出来，再用自己的虚构进行再现。

虽然叙事学研究和创作方法研究在文学理论上并不是一个领域。但笔者认为，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件事情：所有小说都是“再现”，不过不是再现现实中具体的人与事，而是再现社会生活固有的逻辑。同时，所有小说也确实是在“表现”。因为没有人完全地、透彻地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规律。社会科学家都不能，遑论小说家。所有作家都只是根据自己对这些客观社会规律的理解去创作。一个作家理解得深刻，作品便显得真实；理解得肤浅，作品便显得虚假。但并不存在完全真实或者完全虚假的作品。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小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么一个基本问题，其实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许多小说或影视作品（甚至科幻、奇幻作品）都在开头注明：本作品纯属虚构！九十年代，曾有一个女作家，以当年自己知青生活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部小说。后来，她插队时住过的村领导，认为她通过这部小说诽谤自己，起诉到法院。判决结果，该女作家确实犯了诽谤罪，并因此入狱。由于记忆不清，笔者只记得事件的脉络，更没有看过那部小说。但是，如果从法院判决结果出发，假定该作者确实是用小说来诽谤某个具体的人，那么她便是利用了错误的社会共识，即人们分不清小说或者电影中只存在虚构的世界。假如全社会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新闻报导才以真实为本，要对真实性负责，而所有的小说均属虚构，那么，任何人用小说来诽谤他人，读者也只是一笑了之。不会给受害者造成影响。

不仅全社会，即使文学界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2003年中国小说学会年会在海口召开。会上评出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陕西作家红柯、江苏作家毕飞宇、天津作家杨显惠分别获得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奖。当时，三位作家分别作了大会发言。毕飞宇的发言只有一个内容：我的小说《青衣》是虚构的，里面的人和事并不存在。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只强调这个问题。但如果没有人将这篇小说对号入座，相信作家本人不会刻意去解释。

天津作家杨显惠以《上海女人》而获奖。但他更愿意谈自己的代表作《夹边沟记事》。那是一部以六十年代“右派”生活为素材的小说。杨显惠认为，他的创作动机就是记录历史，与遗忘作斗争。而文学评论家金汉在对此发言作点评时，认为虽然《夹边沟记事》写得很震憾。但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历史记录。

既然再现和表现并非创作方法的本质区别，那么，文学实践中创作方法的明显不同，根本原因又在什么地方呢？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陶东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单列了“文学与世界”一章。而其内容，似乎也正是传统文学理论中对创作方法的研究。编著者不提创作方法，而提“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更深入一步（虽然并不是更准确）的表述。文学作品中的那个虚构的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