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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相安无事。如果它越界进入科学界，试图把自己包装成“科学”，以换取更多的空间，它必然会被迎头痛击！科幻小说如是，科学小说也一样。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既是文学又是科学的精神产品。

至于科学小说的艺术基础，汪志把握得非常好：实际上，不少科学知识的本身，都比那些神话要生动若干倍。（8页）科学世界是引人入胜的，许多形象是很美的，科学小说作者应当下功夫去发掘蕴藏在科学里面的趣味和美。（16页）

科幻小说和科学小说拥有同样的“源文化”——现代科学。所以，当代一些科幻作家、如绿杨、刘慈欣等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们都反对在科学本身的趣味和美之外，另外添加“作料”于科幻小说中。而汪志在八十年代便已经达到了这个认识程度，足令人敬佩。

同时，汪志认为，科学小说的产生，完全是时代推动的结果。在“科学小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节中，汪志列举了当代科技的主要发展，然后说，在这里单靠几千年的文学模式，已经可能束缚人们的手脚了。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能破土而出的文学新形式和新类别，哪怕她还有点嫩弱，但可以给人们带来新的信息和新时代泥土的芬芳。（22页）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性的。但是，同样的论断也可以放在科幻小说头上。笔者以为，在这个大方向下面，还应该谈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推动力，那就是在当今时代，拥有理工科知识背景，在科技部门工作的人，其绝对数量已经大大增加。远不是当年高高在上的、精英化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社会大众的组成部分。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在校大学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将来要到科研部门任职。所有这些人构成一个读者群，迫切需要一种直接反映其生活、工作现实的文学。而当今所有的文学门类，包括科幻小说，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因为科幻小说并不以写现实科学为己任。偶尔有一两篇涉及到现实科学的，也不会迈过幻想与现实的门坎。

理论必须要有实践作基础。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篇实为科幻小说的作品外，汪志在《论科学小说》里，独具慧眼地介绍了一些真正的科学小说（是笔者也认同的科学小说）。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几乎毫无影响。如果不是列举在这里，几乎等同于湮灭。它们有：

陈华《学算术用算术的故事》，1966年四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描写高小水平的主人公回乡，将数学技能运用于生产实践的故事。《花坪探奇》，李侃、刘志敏著，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出版。以花坪地区自然环境为描写对象。这两篇虽然很粗糙，时代局限性很大，但它们都有故事、有人物，而其驱动情节的动力是科学知识。

《李四光的故事》1978年12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杨世铎、房树民、郑延慧著。是传记类科学小说。其实，只要是以真实存在的科学家生平为题材，并且不属于报告文学，而是小说的作品，都可以归为科学小说。

在刘为民《科学与现代文学》一书中，有几篇小说，笔者认为也可以算作科学小说的前身。冰心的《去国》是其中一例。主人公朱英士在国外学成，选择报效祖国，却被蔽端从生的社会所排斥。在中国科幻史上，有两篇科幻小说与它题材类似：许地山于四十年代创作的《铁鱼底鳃》，迟书昌于五十年代创作的《科学怪人的奇想》。但《去国》是科学小说，而后两篇是科幻小说。其标准便是后面两篇作品中描写到的技术能力，已经超过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知其尚未可能而写之。

魏建功的《傻子们》，连载于1922年8月29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主人公“马大夫”回到被瘟疫袭击的故乡，要求大家洒消毒药、石灰水，提醒大家注意饮水。他的父亲病故后被他迅速火化，连带生活用品一并焚掉。这种处置方法在今天习以为常。而在小说背景所在的时代，马大夫便因此被乡邻称为“傻子”。这篇小说直接描写了科学传播在近代社会中的艰难历程。

《两孝子》（朴园著，发表于五四时代，具体时间与出处不详）不仅以科学为主题，甚至于以科学的科学——科学方法论为主题：两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都面临长辈重病的问题。张纯冒着不孝的罪名，执意不请巫医，而请了医生。但母亲最终不治辞世。刘文受环境压力，请了巫医，但父亲的病确实好转了。“科学到底可靠不可靠？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能不能代替思想认识上的科学性？”《科学与现代文学》253页。在科学方法论上写到这样的深度，《两孝子》确实很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