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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带来了弗朗西丝的信。离婚已经判决了；她马上就动身回爱丁堡。

他把信重看了一遍，随手一扔，便套上了上衣到外面去了。原先是他坚持离婚的，但是突然间，他仿佛失去了和外面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他发现自己还有脆弱的地方，竟然还依恋已置诸脑后的旧情。现在他才发现活着等死是什么滋味。现在，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弗朗西丝，他感觉到一种难堪的空虚，痛苦地认识到失去她是什么滋味，以及失去她以后单独在皮斯格山上等死的最后的孤寂。

他扭开了床头灯，开始给弗朗西丝写信。他突然感觉到一切都是徒然，便停住不写了。说他可以把弗朗西丝忘记干净是一句谎话。说他已经活过了一生是一句谎话。说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也是一句谎话。他没有什么成就，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甚至还没有活过哩。他拧灭了灯，完全陷入了绝望。

九

那是夏末一个很热的夜晚。他们刚从图书馆回来，每人抱了一堆小说、杂志和医学刊物。

白求恩先拣起一本约翰·亚历山大大夫著的《肺结核外科疗法》。这时候其他的人都睡着了。只有他的灯在黑暗中亮着，在墙上投下移动的阴影。白求恩深思地看着手里的书。为什么他以前没有听说过呢？他翻翻书，找到了出版日期：1926，就是前一年。

他睡着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约翰·亚历山大大夫的书在他身旁，其中许多地方用铅笔重重地画了，他的生命，不管好歹，从此发生了深远的、不可挽回的、不能动摇的变化。

以后几天内，他很少跟人讲话。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职工阅览室里，搜寻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的出版物。

一天下午他冲进了办公大楼，当时工作人员会议正在那儿进行，他就提出了用人工气胸的要求。特鲁多的工作人员熟悉他的暴躁的性情，于是一个医生婉转地暗示说，这种疗法包含着一些危险。

白求恩张开嘴笑了笑，解开他的衬衣，大声说：“诸位，我欢迎危险！”

在他第一次用人工气胸治疗两个月以后，他照了最后一次爱克斯光，被医生敲打了一遍，全身检查了一次，然后被宣布可以出院了。压缩疗法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实在是奇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在火车站他潦草地拟了一个打到爱丁堡给弗朗西丝的电报，递进电报室：“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你是否愿意与我结婚？”他还剩下一分钟，对又被白雪覆盖着的萨兰纳克湖看了最后的一眼，然后就坐上了在白茫茫的山间疾驰着的火车。

他把脸贴在车窗上，心里快活极了。这是真的；他离开那里了，他现在自由了；他已经从死里逃生。从今以后，在他的手术刀下面，决不会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他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十

1929年1月一个寒冷的晴天，诺尔曼·白求恩走进了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那幢大楼里，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在等着他。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他作为胸外科医生的新生活。

两年来，白求恩一直使他的生命向那个目标发展，于是就回到了本国。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里，他动了一些手术，挣了够花的钱，还剩下一点现款。然后他到设在雷溪的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在那儿工作了将近两年。当他相信自己已准备好了去深造的时候，就写信给阿奇博尔德，接着这位当时加拿大胸外科的权威同意请他做第一助手。

白求恩到那儿几个月以后就被派到大学里去任教。他喜欢教书，他教书的方法很不平常，他的课堂讲授和手术室示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此外，他抽出时间偶尔去特鲁多疗养院讲学并示教胸外科手术。

他虽然埋头工作和教书，但是闲下来的时候，他感觉到寂寞不安。他深知其中的原因：弗朗西丝。

自从到蒙特利尔以后，他时常给她写信。他在信里倾诉他的寂寞，他什么都写，甚至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仿佛他所做所见所想的一切，除非和她共同享受，就不能完全体会似的。从前他的信里满纸是非难、自责、痛苦、赔罪、哀求，而现在他写的信冷静得多，温柔得多。在描写蒙特利尔或是叙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会突然发出强烈的渴望的呼声。在一封典型的信里，他写道：

……

我常想，希望有一天早晨在街角上等你，在你走过来乘电车的时候吓你一跳。我只说：“嗨，咱俩去散散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