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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人回报，包庇他们，例如让他的朋友瓦尔特·施罗尔的广告公司时常能够揽到政府的业务。也许出自父亲的爱，施特劳斯还通过“康塔斯”公司，为他的小儿子弗朗茨·格奥尔格创造职业的跳板。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9）

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州长自己就持有康塔斯公司15％的股份，每年约有6万马克的分红。而康塔斯公司赚的钱基本来自同巴伐利亚州政府所做的生意——也就是和他自己。施特劳斯的总财产至少有4000万马克，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来自玛丽安娜的遗产。施特劳斯在他当州长时每年收入100万马克，而且不算他29万马克的薪水。其中固定的一项收入包括他从1984年起作为弗里德里希·鲍尔基金会的遗嘱执行人所得到的30万马克。他的继任者马克斯·施特莱博尔后来也同样像施特劳斯那样堂而皇之地收下这笔钱——一年中只用工作一天他们就可以得到这笔钱。直到现任州长绍伊布勒在1994年才拒绝了这笔钱。

在镜头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比这个姿态更显示出退出“施特劳斯体系”的坚决了。施特劳斯的朋友、罗森海姆的肉贩子约瑟夫·迈尔茨和他神秘的东德朋友、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昂纳克的亲信沙尔克·格洛特科夫斯基把施特劳斯拉进了一场阴谋的历险。通过施特劳斯，精疲力竭的东德终于在1983年从西德搞到了几十亿的贷款。他发觉，和他在罗森海姆的餐馆里见面的民主德国的谈话伙伴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他的要求。这些“具有占有欲的共产党分子”、他的宿敌此时承诺他，用钱来换取拆除边界上的自动射击装置和雷区。这实在是历史的玩笑，施特劳斯用他自己牵线、由联邦做担保的这笔贷款，延长了贫困的民主德国这个他终生都在与之斗争的国家至少几年的存在。1983年7月，他和妻子玛丽安娜以及儿子马克斯到民主德国旅行。在这里，他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他们自发地向他高呼万岁。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埃尔富特、魏玛，到处都有人在国安人员的监视下给他塞小纸条求救。在与昂纳克的会谈中，他小心翼翼地提及这个话题。他用这种方式决定了几千人的命运：他们应该被允许出境。有关施特劳斯访问的电视报道显示出了一个在人群中很自然的、有些幸福的男人。和在帕绍一样，这里人们也涌向他，希望和他说话，和他握手。而昂纳克的魅力也给玛丽安娜留下了印象，这个邪恶的宿敌此时显出了“真正的人形”。

1984年6月22日，玛丽安娜·施特劳斯在她的出生地因河边的巨大的悲痛：1984年6月，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家人在妻子玛丽安娜的葬礼上。（左起）马克斯·约瑟夫、弗朗茨·格奥尔格、莫尼卡·霍尔迈耶、米歇尔·霍尔迈耶。洛特和朋友在一起，开车离开前，她说有点不舒服。彼得·高魏勒事后回忆，那几天玛丽安娜正好得了带状疱疹，而她的妹妹布里吉特相信，玛丽安娜是犯了急性心脏病。天气很好，在一条普通的乡间公路上，汽车在一个并不急的左拐道上失去控制，滑下右边很深的斜坡并撞到一棵大树上。没有人知道，撞车之后玛丽安娜是否还活着或者活了多久。一个农民在第二天早上偶然发现了她，那时候她已经死了。施特劳斯那时正在南斯拉夫。陪同他的威尔弗里德·沙纳格尔回忆，车队突然在克罗地亚的乡间公路上被截停，州长在街边的一个小酒馆里接到电话。当施特劳斯从电话里听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时，沙纳格尔和弗朗茨·格奥尔格·施特劳斯正站在边上。他惊呆了。车队立刻驶向最近的一个小城，在那里，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马上被送往慕尼黑。那天，只要是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说，施特劳斯从这次打击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高魏勒认为，玛丽安娜的死亡是四年后施特劳斯迈向自己死亡的第一步。“他非常爱她。”玛丽安娜的妹妹布里吉特说，她完全可以对她的姐夫施特劳斯给予不好的评价，但她没有。毕竟他在十五年前忍痛放弃了乌莉之后，还是想和玛丽安娜在相互理解中白头偕老的。

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活了五十四岁，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共度的。她的安魂弥撒在圣母教堂举行，并进行了电视直播。人们在电视中看到，州长施特劳斯被儿子扶着，茫然而衰弱，整个巴伐利亚都很震惊，充满了哀伤。玛丽安娜在几年以后被誉为“州母”。她被安葬在因河边洛特的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墓地。四年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被安葬在这里。生活完全改变了，但一切都还像以前一样继续着。只是施特劳斯工作得更疯狂，酒也喝得更多了。他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