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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据说我妈得知我哥死了，什么话也没说，尸首拉回来的时候，她开始絮叨，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我不该生你，我不该生你……”

蒯斌减刑释放已经两年多了，他来看过我一次，满面春风地说他已经响应国家号召成了光荣的个体户。

说到我妈，蒯斌遮遮掩掩地说，你妈那是把心里的不痛快都积攒到一起了，你哥的死不过是个引子。

我问，那几个糟蹋我嫂子的家伙呢？蒯斌说，全判刑了，暂时够不着他们，只能等天上打雷了。

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秋天来了，冬天也来了……这个冬天里，我被减了一年的刑期。

又一个春天来到的时候，我的刑期到了。

组里的伙计们笑话我，哈，大宽这劳改打得有点儿意思哎，人家三年两年地减，你才减了一年。

不是我不想多减，多不了啊，自从得知我妈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就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干活儿，行尸走肉一般活着。

站在监狱大门口，我呼吸着充满细微尘埃的空气，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刚刚脱壳的蝴蝶，就要振动翅膀飞进蓝天里了。

这一刻我已经平静了许多，心情就像昨天夜里我看见的那轮静静的满月。

监狱里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幻影似的在我的脑子里走来走去，烟一般飘渺。我想，监狱外的人或许是在天堂里享受每一天，或许是在操劳和怨恨中无聊地活着；有些人在欢笑，有些人在哭泣，怎样享受和怎样活下去这个沉重的概念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此刻，我就像是突然窥破了生活的荒诞和无聊，于是，我在心里说：唉，近你妈。

第七章　外面的世界

1989年初夏的下街变得让我不再熟悉，西边的所谓棚户区不见了，满眼都是建了一半的楼房和林立的塔吊。街道上，各色汽车炮弹般呼啸而过。白天，火车站北边的地下通道口有几个贼头贼脑的人，胳膊上搭着一两件用做幌子的衣服，见着路人就低声问，日本旧西服要吗？偶尔有西装革履的人走过，腋下夹着一只皮包，行色匆匆，看似曾经油亮过的头发上落满灰尘。更多的是一些衣衫褴褛，肩扛行李的民工，他们东张西望，一脸茫然。晚上，这些人便横七竖八地睡在下街两侧的马路牙子上，鼾声雷动。小黄楼下面的那排发廊里弥漫着暧昧的粉色灯光，门玻璃后面鬼魅般晃动着几个看不清眉眼的女人，她们在冲街边路过的人搔首弄姿，间或有萤火似的飞眼射出。一拨一拨的“小哥”手里提溜着褂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脯，歪嘴斜眼地晃过一个个明暗参差的路灯，纸片一般消失在幽暗之处……整个下街，散发出一种浮躁又怪异的意味。

东边马路沿上的大厕所已经没有了，变成了一片开阔地，到了晚上异常热闹，全是各色摊位。

对面的小黄楼两边广告林立，一个个搔首弄姿，像急于寻找嫖客的婊子。

广告牌下面绿色的射灯旁边，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在唱歌，拉屎的驴一般声嘶力竭：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哦，你这就跟我走，

哦，你这就跟我走！

我和王东坐在一个烤鱿鱼的摊子边闲聊，王东咬着一个鱿鱼爪冲唱歌的年轻人傻笑：“看见了吧，比咱们那时候还傻。”

我说：“这不叫傻，这叫时代潮流，咱们那时候没有这么过瘾的歌儿，唱都提不起情绪来。”

王东不以为然：“那时候的歌还不过瘾？你听我给你来一个！你要问我想什么呀，献身革命最风流，啦啦啦啦……”

我堵上了耳朵眼：“大哥你饶了我吧——咱们聊点儿别的！”

王东唱完最后一个“啦”，一甩头：“那就聊点儿别的。听说你在监狱的时候，去找过那几个糟蹋嫂子的杂碎？”

我说：“找过，揍了几个，没意思，全他妈鼻涕……哎，你除了刺激我，就不会说点儿别的了是吧？”

王东吐了一下舌头，说声“对不起”，问我：“听说家冠找过你？”

“找过，我回家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说，“跟我装呢。你猜他说什么了？他说，宽哥啊，不是兄弟不去看你，我忙得是一点儿时间都没有啊。你说这不扯淡吗？我没怎么跟他罗嗦，让他走，见了他我就反胃←非要给我一千块钱，我收了，不拿白不拿←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他明白我在下街还有那么一点儿号召力，暂时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