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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