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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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