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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皆有悟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刘大鹏的境遇无疑是当时数十万乡绅处境的缩影。废科举不仅断绝了下层乡绅的政治仕途，甚至危及下层乡绅的谋生手段。衣食足而知礼节。士既无以为生，自然也就难为其他三民的表率。“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刘大鹏自然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乡绅劣化的一个造因实于此隐伏。

科举取士，每次幸运者总归是少数。失败者难免会有一种挫折感。但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自于它没有年龄限制，这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企盼。这种机会与企盼的存在，使个别的科场失意者很难凝聚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一点，新式常常学堂体制迥然不同。“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不免穷途之叹”。即使那么些年龄尚可入新学堂的生员，又苦于学堂因师资、教材、经费、校舍等问题而难以遍高于广大农村，而只得望而兴叹。这样，在废科举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大批既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又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教育的“过渡群体”。民国初年的着名记者黄远庸将这些新旧递嬗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这批人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象城市上层士绅那么样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上升性的社会流动渠道受阻，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和不满。这是乡绅劣化的又一造因。

士绅本是与皇权共生的社会集团。在科举废除，帝制倾覆后，士绅的“继替常轨”中断。据张仲礼推算，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31和34岁，而士绅的平均寿命为57岁。也就是说，清末最后一代士绅经过一二十年的自然递减，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所剩无几。不仅如此，民国建立后，科举功名身份不再具有帝制时代所具有的法理性权威，丧失了皇权体制的庇护。“前清举人”、“前清进士”成为历史遗存，而不再成为获取社会优势地位和权势资源的凭藉和依据。当然，法律的否定与社会的遗弃，其间还有一个时差和过渡。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科举制度的惯性。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基层社会，传统士绅的落日余晖还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

五四以后，随着新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剧增，传统士绅逐渐从政治社会的权力中心退居到边缘。其后，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南方各省，农**动风起云涌，农村基层社会的绅权势力首当其冲。除一部分有钱有势的大士绅迁居都市外，留在乡村的小士绅或老成凋谢，或消极因循，大多丧失了完整的社会整合能力而蜕变为单纯的地主和高利贷者。1926年，彭湃在《海丰农**动报告》中写道：“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这种情形不是广东一隅的独特现象。1930年5月，毛ZD调查江西寻乌农村时也发现，“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又一小部分以行医为生”。

同样的情形也在湖北乡村社会存在。三十年代初期，湖北省民政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各县风俗，其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之不安于其乡，在乡者之不愿出而问事。往所谓任率简谅，倜傥之概，为之一变。”笔者根据当时湖北各县士绅情形粗略统计（见下表），士绅离开乡村，迁居都市或外省者约占30％。在乡士绅中大多老成凋谢，因循敷衍，有的维持资产，享乐田园，有的囿于旧道德，缺乏现代知识，不足以协力地方政务，有的因时局纷乱，世风浇漓，洁身自爱，不肯出而任事，还有的受大革命时期农**动的打击而退于无能。另有一部分不肖士绅作恶乡里，武断乡曲，或分立门户，派别倾轧。真正能达民隐，尚孚众望，并能协力地方的公正士绅寥寥无几。

显而易见，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士绅群体中虽游离出一批作恶乡里，武断乡曲的劣绅，但到三十年代初，拥有科举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绅已濒临整体性没落的境地。

三、知识分子城市化

清末废科举与兴学校是同步进行的。按理，当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代士绅衰亡没落之际，应是新教育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成长崛起之